奧巴馬的850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獲得眾議院通過，這預示著“新政”有了一個好兆頭。在隨后的參議院投票中，該項議案獲得通過的可能性也很大。美國僑報刊發評論稱，盡管新總統手里有了一筆可以重振經濟的開支，但是若要解決美國的結構性問題，恐怕并不容易。

　　文章稱，近來西方出現一種言論，認為金融危機的

　　根源是中國的過度儲蓄。這顯然是遷怒于人。香港前證監會主席沈聯濤對此不無諷刺地說，“它就像一個銀行家把過剩流動性歸咎于他的儲戶一樣”。

　　作者指出，毫無疑問，金融危機的根子在美國，主要問題在于美國的過度消費和美元泛濫，以及華爾街的貪婪和政府監管的缺位。金融危機不僅給美國經濟帶來衰退，也使得世界經濟不振。作為美國主要貿易伙伴的中國，也是這場危機的受害者。

　　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其雙邊經貿關系構成了一個奇特的景象，這就是，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獲得貿易順差，美國獲得中國的投資。兩個大國，在全球化背景下，都出現了經濟外部失衡的問題。美國因為過度消費，大量增加進口，進而產生不斷累積的貿易逆差，也就不得不亂印美元，導致美元過量供給。中國由于消費比重較少，大量生產集中在出口部門，使得順差持續，進而積累了過量的外匯儲備，導致人民幣存在對外升值壓力。

　　中美兩國，都需要解決外部經濟失衡問題。無疑，金融危機是一個契機。金融危機讓美國進入了一個去杠桿化的時期，美國人開始增加儲蓄，并減少了消費。中國似乎也開始了結構轉型，因為外需不振，擴大內需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顯然，對于外部失衡的中美經濟而言，這種轉變是一個好現象，這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關鍵的腳步。

　　評論稱，或許中美兩國的結構性問題事關世界經濟全局，因而，在這種調整背景下，有學者也提出了大膽的建議。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不久前在北京《財經》雜志的海外年會上表示，中美兩國若發起“G2峰會”，將有利于緩解全球不平衡、擺脫經濟危機、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甚至促成多哈回合取得進展。在他看來，G2比G8和G20都有用，中美解決了失衡問題，世界經濟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但問題是，兩國的結構調整步子究竟能走多遠。從目前的情況看，并不讓人樂觀，因為，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現實的經濟困難，則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奧巴馬的8500億美元，并不是要解決失衡問題，他要解決的是眼前的飯碗問題。中國的4萬億人民幣(約5850億美元)，也沒著眼于結構調整，而是要達到“保8”的目的。

　　文章指出，兩個方面的因素導致這種調整進程緩慢，經濟失衡問題難以解決。

　　一個是經濟模式的慣性。美國不可能生產自己消費的大多數產品，即便有心，也無力。在美國GDP構成中，服務業占了七成，制造業，特別是消費品生產，美國已經沒有了競爭力。重建消費制造業，談何容易？即便美國實行保護主義，要實現自給自足，顯然也是天方夜譚。所以美國還得*進口。

　　中國也不能增加消費，因為社會保障體系缺失，大多數人不敢消費。而在預期不好情況下，儲蓄更是不斷攀升。近來中國出現的儲蓄定期化和長期化現象，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另一個就是政策的短期化傾向。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中國官員，政策制定者都期望讓政策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官員要看政績。如果奧巴馬要想5年看效果，那么他就做不上下一任總統。所以，政策的短期效應，也會限制兩國的結構調整。中美經濟失衡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也不是一個短時間可以解決的問題。

　　尼奧·佛格森在他的著作《金錢的演化》(THE ASCENT OF MONEY)一書中創造了“Chimerica”(中美國)一詞，將中國和美國這種互相依賴的經濟模式做了最好的注解。也許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Chimerica”都會是一個經濟模式，我們能夠期望看到的不過是美國少印點鈔票，中國多一點消費。

　　當然，如果弗雷德·伯格斯坦的G2設想能夠實現的話，“Chimerica”可能也是一種國際政治框架。這可是一個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