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美國參議院以63票對35票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盡管該法案未如去年9月末眾議院通過的《人民幣匯率特別關稅法案》直接指向中國，且該法案成為法律還需過眾議院和奧巴馬總統兩道關卡，但人民幣再度被標桿化已無需爭辯。
 
　　與之前國際市場看漲人民幣匯率不同，當前國際市場持續看跌人民幣，而美國參議院選擇在市場看跌人民幣之境況下表決通過貨幣法案，揭示出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高度政治情緒化，即人民幣在美國政治市場博弈中成了“廉價”的替罪羊。
 
　　毫無疑問，該法案得以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其一在于舒默等把貨幣問題與美國就業掛鉤，增加了法案在政治市場的張力。其二則是伴隨著中國要素資源對外依存度高企、高通脹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美國制造業回流趨勢在持續醞釀并擴散，貨幣議案有助于加速美國制造業的回流過程，從而在美國國內就業市場上能產生明顯的就業崗位擴展效應，這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反對該法案的政治成本。可見，該法案通過，令我們有理由擔心，眾議院部分共和黨議員雖傾向于阻止該法案的表決，奧巴馬也直接表達了對該法案的擔憂，但在失業高企下，眾議員和奧巴馬要連任或將迎合性地投票贊成而提高該法案通過之概率。
 
　　不過，即便該法案最終變身為法律，也更多地具有象征性的政治宣泄意義，對中美經貿的實質影響有限。之于美國，即便舒默等法案發起人也不會武斷地認為，單憑該法案就能矯正中美貿易失衡和為美國創造225萬就業崗位等。事實上，2005年中國啟動匯改以來，人民幣累計對美元名義升值30%左右，但中美貿易不平衡卻在持續擴大，充分反映人民幣匯率問題只是影響中美經貿失衡的因素之一，而絕非全部。而對于中國，即便未來中國貿易部門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趨向式微，也不能單純歸因于人民幣升值；比人民幣匯率對中國貿易部門沖擊更大的是，當前中國國內通脹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問題。
 
　　坦率地說，近年來人民幣持續升值走勢未能有效改善中美經貿失衡問題，且中國經濟近年來長期維系高增長、低通貨之格局，被國內外人士詮釋為巴薩效應在中國失靈，即在國別貿易中，若一國匯率持續偏離均衡狀態，那么該國將面臨較高通脹壓力和高利率，從而納入通脹等后的兩國價差效應正好接近于該國匯率均衡偏離程度。應該說，諸多理據顯示巴薩效應并未在中國失靈，只是由于中國收入分配制度等導致購買力過度流向政府和企業(尤其是貿易部門)使巴薩效應發生變異，即國內有效購買力過度向政府和企業集中雖緩解了國內通脹壓力，但卻導致了房價等資產價格快速上漲。如2005年匯改以來房價等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佐證了，巴薩效應在中國變異成了資產價格上漲替代了傳統意義上的通脹反映。而這種巴薩效應受有效購買力發生的變異，加之國內貿易部門所必需的土地、要素資源等不同程度享受政策優惠，致使人民幣持續升值并沒有實質性削弱中國貿易部門的競爭力。
 
　　然而，伴隨著要素資源對外依存度趨高，可貿易的能源、鐵礦石等資源價格的越發趨向國際價格，人民幣偏離均衡狀態所蘊含的巴薩效應致使國內通脹趨高，加上勞動力價格上漲等，最終國內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升逐漸壓低中國貿易部門廉價競爭優勢。
 
　　在當前國際市場背景下，中國可以考慮加速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當前選擇匯改不僅有助于徹底堵美國國會指責中國匯率的口實，而且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帶來的可能是人民幣適度走弱而非大幅升值。此外，《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雖然可能成為法律，但貿易戰是雙方都將設法避免的風險，因此該貨幣法案具有較高的可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