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國圣路易斯聯儲研究部發布一篇名為《像中國一樣抵御大衰退》的研究報告，引來美國財經媒體關注。兩位作者均為來自清華大學的教授：文一博士（目前擔任美國圣路易斯聯儲銀行助理副行長）和吳璟博士。
　　
　　報告稱，中國之所以從08、09年大蕭條中得以迅速恢復，主要得力于四萬億人民幣的刺激政策，其中更是對國有企業在刺激政策中的財政自動穩定器作用給予闡述。報告稱，美國等西方國家需要中國式的刺激政策擺脫衰退困境。
　　
　　“四萬億”該不該？
　　
　　“四萬億”刺激政策功過討論一直不停。有專家學者認為，政策導致的資源配置失衡和日益發酵的影子銀行等負作用已經毋庸置疑。而在這份研究報告中，兩位博士的觀點則是，四萬億很有必要！
　　
　　“我們認為， 中國[從衰退中迅速恢復]的成功關鍵并不在于衰退前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率，亦或是中國的銀行更具有主權特性或與國際金融系統脫節，而是中國采取了大膽果斷的金融刺激項目，這是其他主要國家不敢嘗試的，”報告稱。
　　
　　報告稱，美國也算作“不敢嘗試主要國家”之列。更準確地說，是嘗試后未能持之以恒。
　　
　　2008年，小布什簽署總額為1520億美元（相當于全美GDP 1%）的《經濟刺激法案（ESA）》，主要意圖在于暫時減輕個人和商業賦稅。次年，奧巴馬就職不到一個月就簽署了總額8620億美元的《美國復蘇和再投資法案（ARRA）》，計劃在未來10年撥付。大約平均每年撥出的資金量為年度 GDP的 0.5%。
　　
　　ARRA被看做是刺激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規模上來看也不亞于“四萬億”（約5860億美元）。但直到2010年，華盛頓兩黨死磕，最終對刺激政策態度大轉變，唯有聯儲利用寬松貨幣政策苦苦支撐所謂的“刺激”。
　　
　　就在上周，前美國財長薩默斯在紐約92Y中心演講時也說，“站在2007年設想2014年的美國經濟，我們目前的表現并無長進… .……從刺激政策2009年出臺到2010年夏天收緊，美國經濟刺激進程剎車過早，就像醫生給病人開藥，要求服用10日，你卻在第4天就停服，結果只會更糟。”
　　
　　與薩默斯同樣有“藥不能停”呼聲、同為凱恩斯式刺激主張陣營的還有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和達拉斯聯儲主席費舍爾。
　　
　　克魯格曼更是在上月ARRA推出5年之際撰文重申美國刺激政策力度不夠、強度不大的觀點。紀念之文如同刺激政策的祭奠之文。
　　
　　中國的刺激政策就不一樣了！
　　
　　兩位清華教授的報告稱，“中國的刺激政策具有財政屬性，而西方國家的刺激政策僅僅局限在貨幣層面。”總產量永久性下降和無就業增長式復蘇，這兩大衰敗詬病并未發生在中國，盡管中國經歷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貿易萎縮。
　　
　　報告稱，中國經濟能迅速恢復的事實更像是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夢寐以求效果的體現。
　　
　　彭博社評論文章則毫不客氣地對此篇報告提出反駁稱，所謂別國不敢嘗試的政策最終的結果是在推遲債務危機的發生。大膽果斷的刺激政策大多被中國國有企業主導。同時，刺激政策使得中國影子銀行問題暴露，甚至對國家未來經濟增長造成威脅。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上周接受美國CNBC采訪時也表示，在采取措施刺激經濟增長的問題上，中國會謹慎從事，避免重復過去的錯誤。他稱“我們不想重復以前犯過的錯誤。”
　　
　　國企是福是禍？
　　
　　國有企業的改革一直在政府議程之中。但回過頭看大衰退時期國企所扮演角色，報告則認為：“特別是2009年，中國政府聰明地將國有企業運用成金融工具實現積極刺激政策的落實。”
　　
　　報告稱，正是因為刺激政策給予國企借貸行為的保障，使得刺激政策的成效通過國有部分成功體現：國有企業在刺激政策中起到了財政自動穩定器作用。
　　
　　對比衰退前后國有與私有企業的借貸行為差距不難看出，“只有國企在危機期間愿意擴大債務，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央行[微博]注錢行為能夠在中國有效的轉化成新的貸款。”
　　
　　2008年中、年末以及2009年中期，同比的實際貸款增長率從5%漲到12.49%再沖到32.5%，達到至1978年以來最高水平。
　　
　　錢注入到借貸鏈這一目標，美國確實望塵莫及。當時美國財長保爾森求爺爺告奶奶地從國會要到7000億銀行拯救資金。伯南克也從貨幣政策上為借貸上了“雙保險”。但美國的銀行就是不借錢出去。
　　
　　到2013年，注入美國金融系統的錢達到了3.5萬億美元，但是銀行真正做的事情是在提高各自資本金儲備，而非放貸。這也導致投資和消費數據均不給力。
　　
　　但彭博社評論則認為，這樣的中國式拯救使得債務規模擴大。地方債務問題、影子銀行問題都在過去5年從邊緣擔憂成為了主流問題。即便美國沒有在過去五年中沒有做對任何事情，至少在可預計的未來不會陷入巨大的債務危機中。
　　
　　更有外媒稱，中國政府機制在處理危機時有優勢，但在處理應對危機所為之后果時，卻十分困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總裁拉加德[微博]本周在她的中國行時曾發言表示，“中國站在下一次歷史轉型的關口。” 但縱觀全球，經濟前景緩慢增強，風險依然存在：金融部門改革尚未完成，債務負擔沉重，不平等程度加劇，失業率過高。 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市場波動可能隨著先進經濟體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而加劇。更別說突如其來的地緣經濟政治危機。中國內外環境并不輕松。
　　
　　“四萬億”的功過測量以及對別國借鑒與否仍在被討論。但各方都有一個共識：至少中國不再需要另一輪像“四萬億”式的刺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