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主權債務違約的歐洲南部邊緣國家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前車之鑒，但乍一看都讓人皺眉頭。處理棘手的問題通常需要時間，而耐心往往是稀缺品——尤其在民主國家。

　　歐洲目前的苦惱，最顯眼的先例是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82年8月，墨西哥揚言要違約，很快就有其他債務國跟風，特別是阿根廷和巴西。一旦爆發違約風潮，各大工業化國家的銀行體系就會被拖垮，從而引發類似大蕭條的金融危機。

　　接下來是拖時間，一拖七年。最初的對策是在各債務國改進政策的條件下，由國際機構提供幫助，并由有關銀行追加貸款——看起來違背了銀行理性行為的基本信條。

　　拉美債務危機爆發三年后，時任美國財長貝克(James Baker)宣布了一個將初步對策系統化的方案。該方案缺乏新意：銀行和多邊開發機構都要增加放貸，而債務人要繼續努力改善宏觀經濟政策。貝克計劃令各方失望。經濟增長再度滑落，而國際貨幣基金實際上減少了放貸量。

　　又過了三年多，新一任美國財長布雷迪(Nicholas Brady)制定了一個更令人滿意的計劃：讓持有債權的銀行選擇，要么收取更低的利息，要么給本金打個大折扣。如果債權銀行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債務重組，就得追加放貸。允許將國際機構的貸款用于贖回折后債權。

　　布雷迪計劃大獲成功。信心恢復了，資本從拉美外逃的形勢逆轉了，資本市場又愿意向拉美提供融資了。

　　看起來，布雷迪計劃肯定是幫助南歐脫困的一個好范例。為什么不避免七年的苦熬，現在就進行類似操作，恢復南歐的經濟活力呢？

　　最明顯的原因是，在拉美危機爆發的頭幾年，各銀行根本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資本虧損。它們必須撐門面撐七年時間，才能積累起足夠的儲備來承受虧損。

　　發起布雷迪計劃的其實根本不是官僚部門。要不是一些大型金融機構愿意交易打折債權，從而構成了一個市場，那些昔日失誤所遺留下來的負擔是無法得到清理的。

　　特別要提一提領頭的兩個大機構：美國的花旗集團(Citicorp)和歐洲的德意志銀行。當時的CEO把它們的行動演繹得仿佛是遠見卓識加慈悲心腸的產物，是為了全世界的利益而力挽狂瀾。這個動機也許成立，但兩家銀行也想向公眾表明，它們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好過實力較弱的競爭對手。在德國，德累斯頓銀行和各州立銀行就受不了這種沖擊。

　　此外，盡管拉美選民表現出明顯的“改革疲勞”，各債務國還是承諾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在布雷迪計劃公布前，墨西哥政府同工會、農會等各利益集團達成妥協，出臺了影響廣泛的《經濟鞏固與增長協議》(Pact of Economic Solidarity and Growth)，這一舉措立即提升了投資者信心，使國內高企的利率有所下降。

　　國際貨幣調整走出了解決拉美債務問題的最后一步。1982年后，增加危機解決難度的因素之一就是美元升值。與之類似，歐元在貨幣市場上表現堅挺，也令今日的歐元危機更難解決。自1985年起，美元貶值，舒緩了拉美的美元債務負擔。

　　盡管如今有人呼吁出臺歐洲布雷迪計劃，但此類計劃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卻未必具備。在各條戰線上都沒有什么進展。財政瘦身的貫徹前景著實令人沮喪，也沒有真正的跡象表明，南歐國家能夠持續地力行改革。

　　歐洲銀行的問題也遠未得到解決。如果歐洲銀行體系內部存在真正的競爭，就能激勵大而有力的銀行冒著風險進一步做大做強。但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下，政策制定者過于關切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所構成的現實問題，也過于害怕小銀行崩潰的潛在風險，以至于不會允許銀行業出現大量兼并。在沒有足夠強大的銀行之前，資本重組無從實施。

　　最后，全球貨幣不確定性也妨礙歐洲問題得到解決。盡管歐元區麻煩多多，歐元卻依然堅挺，使出口拉動型復蘇戰略難以實施。歐洲共同貨幣之堅挺，反映了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問題纏身，也使有利于信心恢復與經濟復蘇的歐元匯率難以出現。

　　由于布雷迪計劃產生效果的先決條件都不存在，簡單移植債務減計的做法，只會增加不確定性，甚至對已經威脅到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政治反感情緒火上澆油。更何況，歐洲相對富裕，未必會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那樣，陷入像《圣經》說的“七個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