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推出了歐債救助的“新政”，給脆弱的全球股市注射了一針強心劑。但新政是否有新意，是否是良方，還要推敲內容。
 
　　據悉，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規模可能從4400億歐元增加至2萬億歐元。可如果仍是防止重債國違約的信貸救助思路，只不過救助覆蓋面擴至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后兩年內大幅增加的到期巨額債務規模，避免短期違約導致銀行風險爆發。也就是說，還是 “救急”，與救希臘等三國的思路并無太大區別。除了產生短期的市場刺激作用，對解救危機不會有實質性的作用。
 
　　市場普遍預期歐洲央行將在10月6日降低歐元利率，并將向歐洲銀行業注入12個月的流動性。這對銀行融資和保持活躍的交易都有利，但如果經濟前景預期依然不好，低利率也未必能增加企業融、投資的意愿。如果銀行沒有向實體經濟放貸的意愿，注入流動性，可能放大銀行推動市場高風險交易的動力，對于穩定各國債務再融資的成本非常不利。難怪德國政府相關部門對“新政”持審慎態度。
 
　　在全球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的發達經濟體用龐氏騙局似的債務依賴模式使全球陷入歷史罕見危機的大環境下，歐洲和全球的政治家如果只是一味動用全球資源，重復借錢還債累積新債務的游戲，不對根本的問題動真格，結果非但無法自救，還會把全球經濟推向二次衰退的深淵。
 
　　歐洲必須拿出魄力和誠意，改變思路，將短期和長期問題結合，救命與調整同步，救火與結構重構一起考慮。短期內可以做四件事。首先，應急信貸救助當然是必需的，不過2萬億救助資金可通過“歐元債”的方式解決，可借助“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這個常設平臺作為發債主體，用歐盟各國“未來”的稅收按照一定比率支付歐元債的固定收益。這樣，資金籌措壓力要大大小于現在的真金白銀的現金攤派方式，迫使各國短期內采取措施增加稅收，這也排除了沒有形成統一財政協調機制的歐元區的發債主體障礙。德國在歐元統一貨幣中得到了最大好處，承擔最大的歐元債支付比重應該是公平的。
 
　　其次，銀行重組部分債務，不是簡單延期，而是減免性質的重組。歐洲債務走到龐氏騙局的地步，銀行瘋狂推動高風險虛擬金融的行為難辭其咎。幫助希臘隱藏債務混入歐元區，就是這次債務危機的元兇之一。1998年，當俄羅斯主權債違約，美國長期投資資本管理公司破產時，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為了避免引發銀行的信貸危機，曾召集全球23家最大的債權銀行，通過債務重組免去了銀行對長期資本投資公司的全部債務。現在，如果銀行能免去重債國2013年至2015年的部分到期債務，就能穩定債務危機惡化的預期，降低銀行流動性風險，對于“救急”機制的救急效果也會更加明顯。
 
　　其三，征收金融交易稅。這又能籌集部分財政收入用于應急的危機救助，可適當遏制市場過度投機兩方面的意義。
 
　　其四，各重債國適當消減福利。各重債國的財政支出中福利性支出占了很高比例。在短期不能大規模增稅，進而財政收入不可能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和居民不適當節衣縮食，減少政府福利性支出，各重債國很難達到救助機制要求的降低赤字的要求。因為債務規模巨大，各銀行的風險敞口遠大于3年前雷曼公司的風險資產，政府破產可能爆發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大的金融危機。所以，各重債國不論有多大的壓力，都不能不適當削減福利支出。
 
　　中期措施，歐元區還需要做兩件事。出售部分國有資產抵債、推動國內外資本包括銀行資本作為直接投資資本參與實體經濟重振。拯救資金只能應急，依*大規模消減福利降低債務規模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出售部分國有資產，既有助于進一步降低債務規模，也避免財政負擔進一步積累。
 
　　要真正恢復市場信心，歐洲須糾正被“異化”的凱恩斯主義，不能將透支財政累積的高額債務僅僅停留在銀行體系內或者維持政府的運作。要增加實體經濟的投資，創造有效投資和消費需求，創造就業推動經濟增長。歐洲各國政府需積極吸引海外直接投資，引導銀行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回歸經濟增長，稅收基礎擴大財政收入增長，恢復市場對政府債務的信心。
 
　　高福利體系顯然是歐債危機的根源之一，因此從長期來說，歐元區需要改革福利制度。歐元區各國財政支出中廣義福利支出基本超過50%，有些國家甚至超過60%，給財政造成巨大的壓力和缺口。筆者27年前到法國一所大學學習，第一課就是法國人口老化，社會福利體系支出龐大，需要調整和改革。可這么多年前就意識到的危險，迄今仍未得到緩解，足見由奢入儉之不易。只是，福利制度與經濟增長水平相匹配，財政才能保持平衡，經濟才能恢復正常的秩序，歐元區統一貨幣的基礎是經濟，財政紀律是經濟穩定重要保證。歐元如果要作為一個統一貨幣存在，財政體制和歐洲管理體制的變革勢在必行。這是這次危機以來形成的共識。但怎么改，各項措施能否執行到位，還要看各國政治家們如何排除各種障礙。所有的措施特別是各項重大制度改革都要從現在開始推進，中期和長期措施不是說等待以后再做，只是說達成既定的目標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否則危機的基礎不根除，危機可能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