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到底該“走”還是該“留”？這不僅決定歐元區的命運，也牽動著全球經濟的神經。歐洲的債情從來沒有如此嚴峻過，希臘退出歐元區也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議題。當前可謂政治意愿和選民意愿決定債務演進前景，希臘政治變局很可能讓決策者前期所有的努力付之東流，更壞的情況是希臘將不得不退出歐元區。
 
　　在主權債務泛濫的年代，全球都缺乏有效的解決機制。從解救希臘債務危機的方法看，要么是輸血；要么是緊縮。此前一些經濟學家就曾對緊縮政策提出兩大質疑：一是緊縮是否導致經濟惡化甚至衰退，二是緊縮能否真正改善財政赤字狀況，根本而言，緊縮不是解決債務危機的有效方法。如果沒有經濟增長，債務增長速度遠超經濟增速，債務比例就會繼續攀升。事實證明，希臘在債務泥潭中越陷越深，并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萎縮過程，“財政緊縮、信貸緊縮、需求緊縮”使得希臘經濟不堪重負，“緊縮派”不得人心，而“反緊縮派”逐步得寵。從當前的希臘政治選情看，民眾難以忍受持續緊縮下希臘經濟深度衰退所帶來的沖擊，“反緊縮”已經成為主流民意。然而，一旦將選票交由國會選舉，由選民意愿決定，實際上無異于在希臘“去留”問題上舉行了一場全民公投。
 
　　對于希臘而言，留在歐元區的成本并不比退出歐元區要低。債務增長暴露出歐元區經濟結構的致命性弱點：歐元區內部長期存在的嚴重失衡——外圍國家經常項目赤字與核心國經常項目盈余，也就是大量儲蓄從核心國轉移到外圍國，造成外圍國家借債過度，形成債務積累。上世紀90年代，德法等西歐國家人口結構出現老齡化趨勢，實體經濟逐步進入后工業化階段，資產報酬率降低，國內需求不足，這導致了大量廉價資本源源不斷涌向希臘等南歐國家，歐元區擴張也因此持續加速。
 
　　單一貨幣區的建構更加劇了區內發展的不平衡。根據歐盟委員會去年歐元區報告，歐元區16國競爭力差距逐步擴大，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10年間，德國、芬蘭等國家的競爭力相比其他成員國穩步提升。數據顯示，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后，德國從2003年到2008年持續保持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地位，而其區內貿易比例高達70%。相比之下，包括歐元區三個大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特別是希臘和葡萄牙都出現了競爭力大幅下降，實際有效匯率被高估。一方面，希臘等國勞動力成本較低且缺乏金融資本，自然成為資本的凈流入國(即債務國)，嚴重依*資本借貸支撐，透支消費，政府財政債務化；而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僵化和勞動力不能有效流動，各國工資很難調整，數據顯示，自從1999年以來，德國工資的漲幅比南歐少了20%，自然大大提升了德國的競爭力和生產效率，并進一步鞏固和拓展了歐洲的市場份額。
 
　　事實上，曠日持久的經濟衰退，加之持續飆升的借貸成本，使得向希臘這樣的重債國要達成歐盟統一設定的達到財政和改革目標愈發困難，但是債務危機調整的成本卻幾乎全部壓在重債國身上，這并不合理，也并不公平。如果作為失衡另一方的德國不肯放松債務融資條件，又不愿意進行跨國財政轉移，那么等待希臘的選擇也許就有兩條路，要么繼續將僵局持續下去，要么選擇債務違約，甚至退出歐元區，而后者，某種意義上已經意味著歐洲一體化模式的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