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應該是什么？市場又該發揮什么作用？政府和市場之間應該是怎樣的一種關系？本文將討論這些問題。
　　
　　1.多邊國際合作
　　
　　國際金融環境的不穩定給后起貨幣的國際化帶來風險，單極向多極國際貨幣體系的平穩過渡需要多邊的國際合作。
　　
　　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而言是機遇和風險并存的。我國學者關于政府是否需要主動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存在很大爭議。爭論的實質在于人民幣國際化是幫助中國規避國際貨幣風險還是導入國際金融風險。
　　
　　人民幣國際化最關鍵的一步是資本項下的完全可兌換。但是目前發展中國家和中國的實踐經驗表明：在國際貨幣金融環境不穩定背景下，資本賬戶的開放將導入更多金融風險，金融危機爆發的概率也將急劇增加。前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就指出，“中國不應追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資本賬戶開放是自毀長城”。
　　
　　國際貨幣與金融環境的不穩定將顯著影響中國政府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信心和決心。或者說，人民幣國際化的成功不僅取決于我國政府相關政策組合及其推進次序的合理性，而且取決于國際貨幣金融環境的穩定性。一個波動不定的國際金融環境使后起貨幣的國際化征途走得更為艱難。日元的失敗與歐元區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重創，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對于剛剛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格外審慎。
　　
　　國內外主流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國際貨幣地位的形成是市場選擇的結果。目前支持多極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改革方案大都認為，多極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形成取決于大國政府（主要指中國政府）的意愿與市場的選擇。他們并未考慮國際社會是否需要為多極儲備貨幣體系的形成做些什么。
　　
　　IMF前總裁康德蘇牽頭的皇宮創議（2011）提出“如何以多邊的方式促進儲備貨幣的多極化，避免官方儲備變動引起私人投資組合的不穩定變動”作為未來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際經濟部主任Paola Subacchi曾經表示，國際社會需要通過政策合作來管理從單極走向多極儲備貨幣體系的過渡期。但是對如何通過國際合作實現平穩過渡，他們并沒有提出具體意見。這是需要我們加強研究并予以倡導的。
　　
　　2.政府轉變職能
　　
　　行政管制型金融體系需要政府轉變職能，實現經濟金融轉型，才能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就中國而言，人民幣國際化顯然需要政府主導。這是因為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以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場體系為基礎。政府職能的轉換，即從金融資源的行政壟斷和配置到保護最終債權人和投資者權益的有效金融監管，是建立健全有效金融市場體系的前提條件。
　　
　　不少學者和金融機構的經濟學家一說起人民幣國際化，就要求資本賬戶開放。似乎是資本賬戶一放就靈。他們認為開放有助于促進改革。
　　
　　我個人并不十分認同以開放促改革的思路。人們通常認為，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可以推動改革，但事實卻令我們失望。加入WTO后我們以商業銀行股權引入外資金融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雖然外資銀行參股從銀行內部管理體制和管理技術等方面提高了商業銀行的現代化水平，但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銀行服務業對外資和民營資本的開放受到強勢利益集團的阻礙。當外資金融機構無法參與金融機構重大決策，無法改變銀行業經營環境時，他們也就從戰略投資者變成了戰略投機者，成為特權利益集團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中資銀行壟斷利潤和政策性利差補貼的分享者。當未來盈利空間收縮時，他們就兌現豐厚的利潤，將股份一拋了之。美國銀行拋完建行股票，匯豐轉售平安保險都是如此。
　　
　　加入WTO十余年，金融體系并無重大變革。最后我們發現，開放事實上并沒有促進改革，只有危機才能促進改革。在內部金融體系存在巨大扭曲時，只有改革才有助于開放，不改革的開放只會引來更多的投機者，引爆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中國的改革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最高決策層的政治意愿。隨著危機因素的增長，不改革的成本與日俱增，改革的阻力相對減弱。啟動改革的時間窗口就此打開。把握這樣的機會，在正確的改革理論指引下，我們就可以適時推進改革并取得成功。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其不可持續的性質已經日益顯現。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路徑的選擇有其內生性質，一定程度上是前30年的工業化戰略與后30年改革開放政策共同決定的。因此，未來10年中國經濟金融的轉型本質上需要對已經實施了60年余年的基本政策做出重大調整。這種經濟金融轉型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在修為，而人民幣國際化只是成功的經濟金融轉型的外在表現。
　　
　　我國長期實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其主要功能是為工業化提供廉價資本。基本特征是政府壓低利率或資金成本，并通過行政干預或產業政策將低成本資金配置給特定產業和企業。抑制型金融體系主要通過低利率信貸規模的擴張支持制造業、房地產業和政府基礎設施領域的增量投資。其積極作用在于促進了工業化戰略的成功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人為維持資本低成本的政策和資金融通對銀行體系的過度依賴，已導致制造業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膨脹，產業結構扭曲，銀行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積累和向國家財政轉嫁的隱患。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資源環境趨緊、外部市場萎縮、美元儲備貶值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多方面的壓力，建立在廉價勞動、廉價資本、廉價資源環境和海外市場擴張四大支柱基礎上的增長模式已經不再具有可持續性。經濟轉型呈現出日益增強的緊迫性。
　　
　　經濟轉型的要求在于：需求從出口拉動轉向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模式從要素投入型外延擴張轉向效率改進型內生增長。由于資金是社會稀缺生產資源的支配和使用權，金融轉型成為經濟轉型的核心。
　　
　　金融轉型的內在要求在于：政府的立場需要從幫助企業籌集廉價資本轉變為保護債權人和中小投資者防范商業的欺詐；放松并最終取消行政管制，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與銀行體系的平衡發展；進而促進國民經濟的平衡和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民眾的財富積累以應對老齡化社會的挑戰。
　　
　　經濟金融轉型與人民幣國際化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貨幣的國際化是貨幣的計價結算、交易支付和價值儲存等功能在國際領域的拓展。新興國際貨幣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興國際貨幣在其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和便利性方面所擁有的競爭力。
　　
　　就其安全性而言，發行國的政治穩定和有效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制度是其核心要素。其收益性或其保值增值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發行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和金融體系配置資本的效率。相比較，其所擁有的流動性和便利性很大程度上既取決于本土金融市場體系的廣度、深度和開放度，也取決于以發行國為母國的跨國金融機構在全球范圍有效配置資源并提供相應服務的能力。因此，中國經濟金融轉型的成功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經濟基礎與制度保障；而人民幣國際化的客觀要求也為中國建設經濟金融強國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3.政府與市場應相輔相成
　　
　　政府力量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具有宏觀主導作用，而市場力量則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微觀基礎。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政府主導作用體現在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規劃、政策調整和國際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關系的協調和海外戰略布局。
　　
　　從國際經驗來看，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啟動本幣的國際化都是國家戰略規劃中需要把握的問題。比如，日本在美國主導的日元美元委員會的授意下推進資本市場的開放和日元國際化，卻不清理二戰期間對亞洲國家欠下的孽債，結果是日元無法在亞洲替代美元的貨幣錨地位。由于缺乏國家戰略規劃，日本企業雖然已經取得重要的國際地位，卻未能成為目標一致的日元國際化的推動力量。
　　
　　相比較，德國同樣是二戰戰敗國和美國的軍事附庸，但是德國只是在蘇聯解體、消除了對美國的軍事依附地位后才啟動了另一種形式的本幣國際化，即創立一個由德國主導的共同貨幣，并由此實現了對歐洲經濟的滲透和主導。相比較，中國如何提高與亞洲國家的政治互信，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就體制和政策的調整而言，最重要的是我國政府的立場需要從幫助企業籌集廉價資本轉變到保護最終債權人和投資者的權益，建立起真正有效的保護私有產權的市場經濟基礎性制度；第二位重要的是資本賬戶管理的重心需要從“寬進嚴出”轉變為“獎出限入”，幫助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取得重要的國際地位。
　　
　　最后，中國的政治制度變革、外交政策的調整以及海外軍力的布局都將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顯現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
　　
　　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微觀基礎，市場力量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的能力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基本目標和最終目標的前提條件。“全球銀行”的資產業務能否有效經營是國內資本市場開放吸收海外儲蓄的前提條件。只有中資企業和金融機構通過海外投資可以獲取凈利差收益的情況下，開放國債市場為主體的國內資本市場吸收海外低成本儲蓄才能增進本國的利益。換言之，本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度與吸收海外儲蓄的最佳規模直接與中資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正相關。
　　
　　其次，香港、新加坡和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通過開發更多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和金融衍生品，提高人民幣第三方使用的便利性和流動性，為人民幣發揮國際交易周轉貨幣的網絡形成奠定市場基礎。
　　
　　再次，海外投資者（外國政府、企業和家庭）基于對中國的長期信心和市場的便利性所形成的人民幣國際需求是人民幣走出國門并最終取得成功的市場條件。
　　
　　最后，從微觀角度看，企業計價貨幣的選擇有其節約成本和利潤最大化的動機。比如當企業的負債或原材料采購是以美元計價，那么從避免匯率風險和節約外匯交易成本的角度看企業會選擇產品銷售以美元計價，并選擇持有美元計價的金融資產。因此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微觀基礎，政府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需要順應企業貨幣選擇的內在需求，從把握創造國內企業進口原材料人民幣計價的戰略機遇，以推動企業出口的人民幣計價。同時也需要把握或營造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政府及企業籌集人民幣計價資金的條件，以促進他們對人民幣計價資產的需求。這是政府戰略舉措與市場內在需求良性互動關系的生動體現。
　　
　　克魯格曼在國際交易周轉貨幣選擇的一篇經典文章中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交易成本與規模負相關的關系，全球經濟只能容納極少數的周轉貨幣。周轉貨幣領域的零和博弈性質意味著規模優勢將帶來更大的規模優勢，只有少數幾種貨幣能夠提供所要求的交易低成本。文章強調了現有國際貨幣強大的網絡效應，或在國際貨幣選擇上的慣性或路徑依賴。金德爾伯格的論文也指出，“無論是好還是壞，或者意見有多么不同，選擇哪種語言或者貨幣并不是基于它們的優點或者道德價值，而是基于它們的規模。”
　　
　　Huw McKay的論文指出，“對潛在挑戰者最為重要的是：克魯格曼的理論是對稱的。這種理論預測，一旦現有的周轉貨幣開始失去市場份額，那么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它的市場份額將迅速被蠶食，而且這種趨勢可能是不可逆的。對新崛起的周轉貨幣而言，隨著成本的下降，任何有利于提升市場份額的舉動都將帶來更多的交易。如果政府的政策專注于鼓勵在貿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幣計價，這將進一步幫助周轉貨幣實現目標。”
　　
　　目前，除香港之外的倫敦與新加坡也都競相創設離岸人民幣市場（甚至東京也有此意愿），預示著有利于人民幣崛起的國際市場力量正在形成。但是，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用何種貨幣計價，中資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話語權卻十分低下。因此，加快內部的體制改革，提高中資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與國際參與度是我國政府把握重大戰略機遇所需要加快推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