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金融時報》駐北京首席記者杰夫.代爾4月4日撰文，要衡量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標準之一就是當前對其在解決全球金融危機中所扮演角色的重大期望。

　　自去年9月份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引發全球經濟陷入更廣泛衰退以來，許多人開始指望中國來拯救世界。

　　中國經濟的擴張速度如此之快，以至如今在平常年份，其對全球產出增長的貢獻已經和美國相似。因此，很多人認為在這場危機過后，中國將崛起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毋庸置疑的火車頭。

　　此外，中國坐擁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不僅有足夠的穩定機制來經受危機的打擊，還可以為恢復國際經濟的努力做出重大貢獻。

　　然而，在過去幾個月里，這些期望只實現了一部分。中國在國際金融外交領域承擔起更具決定性的角色，但并不是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希望它所扮演的角色。

　　面對希望中國能拿出一大筆資金幫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資的要求，中國轉而提出了用一種新國際儲備貨幣取代美元的建議。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抗跌能力也不像許多人預期的那么強。去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環比增長接近于零，而今年2月份出口下降了26%。

　　雖然大多數經濟學家仍然認為，中國經濟將在今年下半年反彈，但少數人開始懷疑：危機的真正受害者，或許并不是美國和英國等過度消費的國家，而是中國等過度生產和過度儲蓄的順差國家。

　　在20國集團(G20)峰會的準備階段，中國基本保持低調，直到峰會開幕之前一周，中國政府才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彈。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一篇論文中，呼吁用另一種貨幣取代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

　　在一籃子貨幣和大宗商品的基礎上設立一種新的“超主權儲備貨幣”并不是一個新想法，最初是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二戰后提出的。周小川認為，維持現有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的代價要高于收益。

　　對該提議的普遍關注，應該能讓中國在改革金融體系的爭論中得到核心角色，但這篇文章或許還抱有短期戰略目的。

　　在周小川發表上述言論前，中國領導人基本上一直處于守勢。尤其是，中國政府承受著壓力：外界要求其從龐大外匯儲備中，拿出大筆資金捐助IMF。但這種觀點引起國內的強烈反對。許多人辯稱，中國仍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

　　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家余永定表示，中國只應象征性地借給IMF一筆款項。“如果我們這么做(借給IMF一大筆資金)，看上去就會像是窮人在援助富人，”他表示，中國公眾不會容許這種做法。

　　中國官員表示，他們難以承諾撥出大筆新資金援助IMF，盡管反對意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有所緩和。

　　中國的匯率政策和國內高儲蓄率也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些因素向世界注入了過剩流動性，促成了危機的形成。

　　與此同時，在國內，中國政府也因累積巨額外匯儲備而受到抨擊，許多人開始質疑中國是否應該借給美國那么多錢。

　　發起有關美元儲備地位的辯論，雖然在短期內難有成效，但或許有助于推動G20將討論重點重新轉回美國。

　　同時，中國國內經濟面臨的挑戰，比6個月前許多人所想的要大。

　　在經濟學家中，主流觀點仍然是：今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將出現相當強勁的反彈。他們指出，近些年，凈出口僅占中國GDP增長的10-20%，這表明出口暴跌不會摧毀整體經濟增長。

　　他們表示，去年中國經濟大幅放緩，并非由于全球放緩，而是2007年底政府因擔憂經濟過熱而實施的國內政策所致。當局不僅已放棄了這些政策，還施行了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重振經濟。

　　中國也未遭受到美英目前面臨的、由金融過度行為引起的那種后果。在全球各地銀行陷入癱瘓之際，中國國有銀行正大舉放貸。

　　“我們必須強調，早在美國陷入衰退、中國出口增長大幅放緩之前，中國經濟就已開始放緩，這是一種有意為之、自己造成的放緩。”里昂證券(CLSA)駐上海經濟學家安迪.羅斯曼(Andy Rothman)表示。

　　信貸激增和即將落實的巨額基礎設施開支，將“導致下半年經濟增長大為轉強，包括消費開支保持平穩，住宅銷售持續上升”。

　　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種較為樂觀的預測，低估了中國與世界其它地區的緊密聯系。中國貿易相關行業近年來呈爆炸性增長。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表示，2001年至2007年期間，出口占中國GDP的比重從20%勁升至36%，推動了近年中國經濟的“渦輪增壓式”增長。

　　美國消費泡沫與亞洲(尤其是中國)企業的生產泡沫息息相關。

　　“外需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促成了國內投資和消費繁榮，”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黛安娜.喬伊列娃(Diana Choyleva)表示，“美國國內需求長期、大幅的下滑，將破壞中國的增長模式。”

　　假如中國經濟擴張來自外需的動力遠大于數字所顯示出的情況，那么，要使經濟恢復可持續的高速增長，政府所要做的，就遠不止實施一次性的財政刺激措施。

　　一批中國經濟學家提出，政府不應將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和重振重工業上，而應采取更大膽的舉措，推動服務業自由化，刺激國內消費。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不進行直接刺激國內消費的改革，即使今年經濟在財政刺激措施推動下出現復蘇，也將只是曇花一現。此外，如果基礎設施支出最終導致工業過剩產能增加，可能加劇貿易緊張形勢。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CICC)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表示：“過度投資和消費不足，迫使國只能依賴出口來吸收巨大的過剩產能。”

　　在一些人看來，中國在當前危機中所扮演的并非火車頭的角色，而是必要的再平衡過程的一方，這一過程包括美國在內。近日見諸報端的“世界復蘇有賴于中美合作”(Recovery Rides on the G-2)一文中，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羅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中美兩國必須解決全球失衡的“根源”：“美國的過度消費和中國的過度儲蓄”。

　　他們表示，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加強社會保障和實現服務業自由化。“世界各經濟體要實現復蘇，這兩個經濟大國必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