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日前，世界上最有權力的20個國家的首腦齊集倫敦，商討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之策。會場彌漫著史無前例的焦慮，背后則是大國政治圍繞主導貨幣的新一輪角力。在經濟的全球化時代中，貨幣的國際化程度是大國實力的關鍵性指標。而貨幣的生命力不僅僅取決于短期的經濟形勢，還取決于國家主權的信譽和國際政治的實力。

　　美國因為其發達的資本市場、超強的軍事實力等一系列優勢而長時間的盤踞于國際貨幣體系的霸主地位；稚嫩的歐元至今尚未用令人信服的經濟業績來證明它能夠成為一種國際儲備貨幣；而日元國際化悲劇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在于其并不具備與其經濟地位相稱的國際政治“硬實力”和“軟實力”。掀開大國貨幣興衰沉浮的歷史帷幕，我們會發現貨幣競爭的背后始終繞不開政治和外交的角力，這對于正在準備走向國際化的人民幣而言，啟示良多。

　　美元霸權的時代

　　美元霸權的確立，乃是美元與英鎊的長期角力的結果。從一戰到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英國經濟受到異常沉重的打擊，英鎊霸權已經日薄西山。無奈之下，英國在1931年被迫放棄金本位制，國際貨幣體系隨之動蕩，大國間的貨幣戰硝煙四起。相比之下，19世紀末，美國逐漸成長為世界的頭號經濟強國。自1900年美國通過金本位法案后，美元正式走向世界。由1912年美國的“金元外交”政策，到上世紀30年代西半球建起美元區域貨幣集團，美元逐步放開手腳與英鎊展開了貨幣霸權的爭奪。二戰硝煙散盡，歐洲退出世界中心舞臺，是時的美國在經濟、政治、軍事實力上獨占霸主地位。

　　圍繞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特別是貨幣體系的制度安排，英美從自身的利益和貨幣發展史的經驗與教訓出發，提出了相異的設計思路和方案。在經過激烈的爭吵之后，1944年美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英鎊對美元做出了歷史性的妥協和退讓。44個國家通過了以美國方案為主導的布雷頓森林協定，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雙掛鉤”國際貨幣體系，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同時建立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戰爭結束后，美國以英國承認美元霸權地位為條件，向英國提供巨額貸款，進一步打壓英鎊，使其元氣大傷。與此同時，美國將其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經濟擴張的工具之一，大量輸出資本和商品，造成他國經常性國際收支逆差，使美元在國際范圍內受到極大的歡迎，甚至出現了“美元荒”。20世紀50年代后期，美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美國貨幣政策成為全世界的貨幣政策，美元霸權的時代來臨了。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和國際清償手段，不僅使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空前增長，還提高了全球購買力，彌補了黃金不足，結束了混亂的國際金融秩序，更使得全球經濟步入高度相互依存的時代。

　　然而，美元本位的貨幣體系存在固有的根本性矛盾，即國際貨幣的儲備職能和清算支付職能要求美元既要維持貿易順差以維持他國對幣值穩定的信心，又要產生逆差使得世界其他國家有足夠的美元維持經濟運轉。這就是所謂的“特里芬困境”。果不其然，隨著德國、法國、日本等國經濟的復蘇，它們對美元霸權的“過分特權”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滿；而越南戰爭、石油危機等，更為美元危機埋下伏筆。1971年，美國出現了1893年以來的首次國際貿易逆差，國際收支狀況持續惡化。固定匯率制難以為繼，尼克松被迫宣布美元貶值，并關閉黃金窗口，史稱“尼克松沖擊”。1973年3月，美元再次大幅貶值，引發歐洲拋售美元、搶購黃金的風潮。至此，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崩潰。

　　在浮動匯率制下，美國反復無常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巨額貿易與財政赤字帶來的金融動蕩，讓美國的貿易伙伴們大為光火。日本和德國希望建立穩定的貨幣體系加強三國的協調與合作，然而試圖束縛美國經濟政策的做法，顯然不是美國這個尚未退位的霸主愿意見到的。

　　在新的國際金融體系下，美元霸權不僅沒有就此終結，反而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和克林頓的第二任期，出現了兩個強勢時代，使得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依賴有增無減。歐洲貨幣體系的建立和歐元的啟動曾一度對美元統治下的貨幣體制構成了威脅，有學者開始認真研究美元霸權是否會被歐元終結。但事實證明，在世界儲備貨幣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份額，讓大多數美國經濟學家自信地認為歐元取代美元只是天方夜譚。

　　超越馬克，歐元的前世今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軍事上摧毀了歐洲的傳統強國。無論是戰敗并導致分裂的德國，還是作為戰勝方卻奄奄一息的英國，抑或精神旗幟屹立卻早已國破家亡的法國,都在這場浩劫中喪失了強國的實力和地位。隨著馬歇爾計劃的開展，受到重創的傳統三強步入復興之路。

　　雖然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歐洲各國貨幣匯率基本穩定，但是各國經濟績效的角逐已經產生優勝者和苦苦掙扎的落伍者。此時德國經濟在歐洲有一騎絕塵之勢，德國央行用高超的手段控制著馬克的流通并維持很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而英國和法國國內經濟時常受到通貨膨脹困擾，為了經常項目的平衡而耗費來之不易的外匯儲備。法國迫切希望借助德國模式來穩定自己動蕩不堪的國內經濟，重回歐洲經濟領先地位。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歐洲各國也失去了美元作為霸權貨幣所帶來的各種利益。創設歐洲自己的貨幣體系，促進區域內經濟發展并抵御外部金融風險，則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圍繞該議題，歐洲內部經濟競爭的優勝方和失意者有著不同的利益考慮，產生了相互矛盾的政策需求，從而使得上世紀70年代成為了歐洲在美元對霸主地位依依不舍而自身強幣（如馬克）和弱幣（如法郎）相互博弈，進行貨幣體系改革試驗的階段。

　　歐洲為應對美元不斷貶值而首先嘗試聯合浮動匯率體制。馬克成為該體系中堅力量，比利時、荷蘭等國將本國貨幣與馬克綁定，形成了一個“馬克區”。為了不被德國的強勁步伐遠遠甩開，法郎迫于壓力參加了這一機制，但之后因德法經濟發展的不同步調而兩次暫時退出該機制。此外，在歐洲貨幣統一的進程中，英國始終是最消極的參與者。英鎊持續疲軟，基本喪失了主導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能力，淪為被邊緣化的歐洲弱幣。英國對歐洲貨幣體系的冷漠態度也使得德法兩國成為這一體系中堅力量。

　　在法德分歧如此嚴重的情況下，真正的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尚停留在理論和想象中。如果裹步于此，不必說歐元，一個相對成熟的歐洲貨幣機制都將胎死腹中。權衡利弊，德國意識到建立一個新的歐洲貨幣機制可能帶來的好處。德國的對外貿易將因為擴大了的穩定貨幣區而受益，同時新機制利于控制通貨膨脹。另外,對其他國家的貨幣貶值加以約束,促進這些國家適當實行經濟緊縮政策,從而使歐共體范圍內的經濟政策趨同成為可能,為貨幣一體化創造條件。而一系列貨幣危機考驗后，歐洲其他各國，特別是法國認為德國的經濟模式值得效法,利于幫助法國控制通貨膨脹，改善法郎處境。德法合作主導歐洲貨幣體系重現曙光。

　　倡導建立新的歐洲貨幣體系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談判，德法兩國領導人施密特和吉斯卡爾的友誼是這一拉鋸過程最好的潤滑劑。1979年最終建立起歐洲貨幣體系（ECU），將各國貨幣的匯率與對方固定，共同對美元浮動。該體系是歐共體各國走向經濟貨幣聯盟的重要一步,它加強了各國在經濟和貨幣政策上的協調與合作,為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相互貿易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匯率環境。這一體系的約束使歐共體各國特別是法德間相互磨合與協調政策,這是經濟貨幣聯盟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在該體系實際運行中，各國貨幣與ECU 維持固定匯率,事實上是與德國馬克相聯系。所謂“三十分鐘的貨幣主權”，就是指德國央行政策發表半小時后,體系內其他成員國便不得不采取相應措施跟進。德國馬克事實上取得了“歐洲美元”的地位！

　　然而，經濟實力的不平衡在歐洲貨幣體系內孕育著巨大的危機，強幣與弱幣的矛盾仍然是這一體系能否有效運行的關鍵因素。1992年歐洲貨幣市場上發生了二戰后最嚴重的貨幣危機，根源在于德國實力的增強打破了歐共體內部力量的均衡。頻發的歐洲貨幣危機促使歐洲人，特別是德法，反思這一體系的弊端。強弱貨幣的矛盾或者根本上歐洲各國經濟發展實力的不平衡是難以消除負面因素，解決途徑只有取消各國使用的貨幣，代之以統一的歐洲貨幣。而仿效歐洲最富經驗也最成功的德國央行建立一個獨立于歐洲議會和各國的歐洲央行，執行統一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就會協調各國之間的利益糾紛，使得歐洲經濟整體發展迅速加快，讓每一個成員受益。于是，歐洲的統一貨幣——歐元在1999年應運而生。

　　被譽為“歐元之父”蒙代爾曾說：“歐元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改變國際貨幣體系權力結構的巨大潛力，有可能成為另一種國際記賬單位和儲備貨幣而挑戰美元”。然而，運行10年來，歐元尚未實現蒙代爾的預言。歐元在同美元的較量中仍處于下風，歐洲經濟10年來陷入困境使得美元對歐元的優勢地位進一步鞏固。歐元在其國際儲備功能還不超過世界外匯儲備的20%，結算和計價功能方面美元短期之內優勢地位難以撼動。歐元要想改變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權力結構，尚需加以時日。

　　日元的悲壯與無奈

　　在美元獨霸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日元的擴張與敗退，經歷了與日本經濟與政治地位的起伏幾乎同樣的軌跡。

　　日本在戰后經歷了長達40多年的“經濟奇跡”，伴隨著經濟的全面復興，日本國內滋生了二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民族驕傲情緒。而日元的國際化程度是日本實現世界強國抱負的重要指標。上個世紀80年代初，美國財政部長里甘和聯儲主席沃爾克聯手締造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的第一個強勢美元時代，美元再次奠定了幾乎堅不可摧的貨幣霸權地位；同樣是出口大國的前西德也已開始在歐洲的貨幣國際化進程，馬克在最高峰時占國際總儲備貨幣的18%，成為繼美元之外的主要貨幣。大國競爭的壓力之下，日元在1980年代開始了國際化的第一波。

　　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大幅升值。廣場協議順利得連美國人都深感意外。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回憶說：最令人吃驚的是當時日本的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動提出允許日元升值10%以上；在表示愿意協助美元貶值時，竹下登甚至還大度的說：“貶值20%，沒問題”。升值后的日元成為全球最強勢的貨幣之一。同年，日本貨幣當局正式全力推進日元國際化進程，開始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大量貸出日元。*著這些貸款和援助，日元在亞洲的擴張取得了階段性成功。無論在外匯儲備還是外匯交易中，日元都獲得了一席之地，世界出現了美元、日元和馬克“三極通貨體制”的發展態勢。

　　1990年代初，正當世界準備迎接一個新的經濟帝國來臨之際，日本“泡沫”經濟突然破裂，日本進入了“失去的十年”。在經濟元氣大傷的情況下，日元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地位迅速下滑。1997年，東亞爆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日本本來有機會通過穩定日元，擴大對東亞國家的救援，樹立它們對日元的信心，進而實現日元在1990年代逆境中的絕地反擊。但是，日本卻選擇了狹隘的自我保護，放棄了國際責任。為向外轉嫁危機，日本政府放任日元大幅貶值；不僅如此，日本的金融機構在危機期間從東南亞地區大規模撤退，對東南亞國家的貸款也大規模縮減，讓危機國雪上加霜。相反中國卻通過宣布人民幣不貶值，并加大對東亞國家的援助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尊敬。日本在東亞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遭遇來自中國的全面挑戰，日元遭遇重大的信任危機。這一戰略性的失誤，使日元在世界貨幣征途中敗走麥城。日本學者吉川元忠在《金融戰敗》一書中悲哀地寫道：“太平盛世中，誰能意識到戰爭已經打響……在人們看不到摸不到的無形戰爭中，往往敗就敗在心甘情愿將自己大好河山拱手送給對方還渾然不知，這樣的戰敗更慘更痛。”

　　禍不單行。1990年代，美元在克林頓經濟繁榮的周期里，出現了第二個強勢美元時代。在貿易結算中，大部分國家都愿意使用美元和本幣，日元在外匯儲備中的比例重回二十年前的水平。在美日貨幣的較量中，日本幾乎是全面敗退。

　　面對日元遭遇來自美元和人民幣的兩面夾擊，危機后的日本仍然在東亞采取積極的金融和貨幣外交，為了換取東亞國家的支持，日本將國際貨幣戰略的重心從推動日元國際化轉向推動東亞區域貨幣合作，謀求重塑正面的國家形象，以彌補日本在危機中的戰略性失誤。而美國和IMF在危機中火中取栗的行徑，更讓東亞國家產生一種團結自強的緊迫感。在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共同推動下，東亞金融和貨幣合作在美國金融霸權的壓力下取得了艱難的進展。

　　早在泰國的金融危機爆發伊始，日本政府便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的設想，這引起了美國的高度警覺，擔心日本的舉動威脅美元的地位。美國公開反對日本用建立AMF的計劃來挑戰由其主導的IMF。日本因此被迫放棄了該計劃。不過在日本推動下，自2000年開始，東亞“10＋3”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形成機制，成為東亞各國商討金融和貨幣合作的重要平臺，并于同年在泰國簽署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清邁倡議》，決定在東亞13國范圍內建立雙邊貨幣的互換網絡和回購協議，向面臨短期國際收支困難的國家提供資金援助。此外，從2003年開始，為改善東南亞國家對它的不信任，日本再次開始加大對該地區的貸款。

　　作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曾努力讓日元走向世界，但卻充滿了坎坷，直到今天也沒有成為占主導地位的世界儲備貨幣。日本經濟的不穩和日元的猛烈波動使得其他國家對于使用日元存在根深蒂固的警惕。而且日本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和國際化程度遠遠不夠，缺乏品種眾多的金融產品，其他國家即使想持有日元為外匯儲備，所能夠選擇的資產組合也是非常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諸多表現，使日本難以成為一個真正受人尊敬的大國。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元跟風貶值；面對美國施加的外部壓力，日本在建立AMF等一系列問題上也表現得優柔寡斷、搖擺不定。日元命運的跌宕起伏，固然與其宏觀貨幣政策的失誤和國內經濟結構有關，同時也緣于日本缺乏一種成為負責任大國的風范和決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日元國際化悲壯旅程的背后是日本作為“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無奈現實。世界貨幣戰場是國家實力的全方位較量，除了擁有強大的財富積累之外，貨幣的國際化還取決于這個國家在政治上是否敢于面對壓力、敢于承受風險和責任的勇氣，以及是否具有在國際體系中合縱連橫的外交智慧。顯然，日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人民幣國際化的起航

　　至少在最近20年里，中國和日本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經歷了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最近在G20峰會前關于創造“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的提議震驚世界。這次不同尋常的公開提議，被普遍認為是是中國在長期遭到來自西方的匯率壓力之后，所采取的一次非常強有力的反擊。

　　正是由于美元在國際儲備和流通中的霸權地位，助長了美聯儲實施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美國可以高枕無憂地積累高額預算赤字、吸納海外資金過度消費，相反，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國國債持有者卻面臨資產縮水的危險。對美元的不信任正在全世界悄然蔓延。中國在G20峰會之前的改革呼吁，獲得了俄羅斯、巴西、印度、韓國、印尼和南非等主要新興國家的贊同，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美元長期價值走貶的憂慮。

　　但是，中國的提議引發了美國迅速而激烈的反應。奧巴馬在第一時間回應說：“我不認為有必要設立環球貨幣”。財長蓋特納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國會聽證會上，也表態要強力支持美元的地位。不僅如此，歐盟與澳大利亞則表明支持美元繼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美中兩國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的這場隔空交戰，使得整個世界彌漫著“貨幣戰爭”的硝煙。國際貨幣體系是否面臨一次新的權力轉移？美國真的會因為這次金融危機國力衰落而準備放棄其貨幣霸權地位？

　　盡管中國迫切希望以美元以外的形式持有1.9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目前除了以美國國債的形式儲備美元之外，并沒有其他現實的選擇，因為中國在對去年外匯儲備幣種多元化的嘗試帶來了虧損。可以說，美國國債目前仍然是中國可以相對安全地投資其盈余資金、而不至于引發明顯市場扭曲的唯一有足夠深度的市場，而且美國目前仍然是中國出口商品最后可以指望的買家。所以至少從現在來看，中國沒有那么大的力量，更沒有強烈的意愿來進行所謂的貨幣權力轉移。

　　實施“超主權國際貨幣” 的方案，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有不小的難度。儲備貨幣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為造出來的。一個沒有國家作為支撐的貨幣很難推廣，人為地造出一種替代性貨幣就像貨幣領域的世界語——它在上個世紀曾受到追捧，但現今已經被世人遺忘。何況，即便非主權貨幣能夠得以建立，但仍然擺脫不了金融大國的操控；就猶如聯合國在很多時候也都只是超級大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進行實力角逐的棋子一樣。

　　因此，中國的提議與其說是一種務實的操作手段，倒更像是一種外交策略，目的是先發制人，以將20國集團峰會的焦點鎖定于美國的金融監管失誤上。而且通過這種戰略性的攻勢，中國的要求得到了回應。美國和西方統一中國在IMF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與代表權。

　　在當下的時代，討論美元時代的終結還有些過早，在沒有替代性貨幣出現之前，美元仍將是世界上難以撼動的霸權貨幣，當中國的提議拋出之后，歐洲、澳大利亞等美國經濟的傳統競爭者不僅不落井下石，反而力挺聲援，就是一個明證。盡管如此，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如何解決美元霸權問題將會成為未來國際金融秩序中的重要議題。美元獨霸的地位將會削弱，越來越多的貨幣會在世界舞臺上顯露身手，而其中人民幣成為重點討論的對象。所以，對中國而言，與其領頭倡議實施難度很大的“超主權貨幣”，還不如在未來幾年里步步為營地推動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和金融市場交易貨幣。

　　在過去幾個月里，人民幣的國際化已經開始揚帆起航，中國央行先后與韓國、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尼和阿根廷等國家和地區貨幣當局簽署了總規模達670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但人民幣的國際化仍面臨強大的外交挑戰，中日韓在東亞地區的權力角逐和亞洲地區復雜的歷史背景，都使得人民幣在亞洲的國際化將是一個漫長而且曲折的過程，它的背后是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也是中國綜合利用“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結果。在大國的權力角逐中，中國是否能躋身政治和經濟強國之列，人民幣是否強大比GDP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