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發表在《第一財經日報》上的文章中，我從多個方面探討了美國經濟的百年危機特征。在此筆者將分析框架拓展，探討世界經濟的百年危機。

　　筆者認為，當前這一輪全球經濟危機是各類經濟體內部嚴重結構性失衡、世界經濟嚴重結構性失衡、全球產能與可持續的有效需求嚴重失衡、全球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失衡、國際貨幣體系嚴重失衡等一系列長期積累的深層矛盾從量變到激化的結果，美國次貸危機只是這場危機的導火索而已。至于華爾街貪婪之類的說法，其實沒有什么意義──華爾街從來都是貪婪的，甚至人性也是如此。

　　當前世界經濟層面具有全球重大影響的失衡，總結起來可以歸于幾個層面。

　　第一， 加速膨脹的貨幣（以美元為“領頭羊”）與日益減少的資源（以石油為代表）之間的失衡。

　　第二，石油等礦產資源可開采年限不斷減少與工業文明不斷膨脹之間的失衡。

　　第三，停滯不前的實體經濟與泡沫化的虛擬經濟(以股市和各種衍生品市場為代表)之間的失衡。

　　第四，美元過高的、難以被取代的國際地位與其損失殆盡的信用基礎以及價值基礎之間的失衡。

　　第五，歐元在歐洲和全球的重要地位與其脆弱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之間的失衡。

　　第六，美國實體經濟“真空化”、家庭“負資產化” 與美國人長期膨脹起來的消費欲望之間的失衡。

　　第七，西方國家老齡化加速、過高的養老標準與養老金縮水之間的失衡。

　　第八，亞洲制造業產能過剩與內部消費能力不足、外部消費能力下降之間的失衡。

　　第九，亞洲新興經濟體受到管制的基礎價格與要素稀缺性之間的失衡。

　　第十，亞洲新興經濟體住宅價格與居民購買力之間的失衡。

　　以上各種失衡不僅是一個個彼此牽扯的難題，這些失衡的修復過程也將給世界經濟帶來很多難料的痛苦。目前，世界經濟尚處于被自身多種“病癥”折磨的階段，政府也只是不停地給其“注射嗎啡”，真正的“手術”過程才剛剛開始。

　　向更深的層次看，政府對經濟過度刺激會嚴重阻礙經濟體系發揮其內在的優勝劣汰機能，從而使全球產能過剩問題長期化、產業創新遲鈍化。

　　很多人樂觀地認為，本輪全球經濟危機不會比1929～1933年的大蕭條更加嚴重。這種判斷實際上包含了兩個假設：一是當今世界經濟的基本面沒有上世紀20年代末期那么壞；二是今天各國政府比那時更善于搞“宏觀調控”。對于這兩點，筆者都不敢茍同。

　　當今世界經濟的基本面比那時帶有更嚴重的系統性風險。我們可以從以下七個層面進行完整邏輯的對比。

　　第一，資源供給環境。上世紀20年代末期非常寬松；上世紀70年代寬松，當時中東局勢動蕩，有人為因素造成油價飆升；上世紀90年代寬松；當下則空前緊張，石油等資源供給能力對全球經濟增長構成硬制約。

　　第二，國際貨幣環境。上世紀20年代為金本位制，這對紙幣發行和匯率波動構成較強制約；上世紀70年代為美元本位制，美元于1971年脫離黃金的約束后，步入加速泛濫的旅程；上世紀90年代為美元本位制，盡管美元泛濫帶動全球貨幣泛濫，但美元未完全喪失其信用與價值基礎；當下則是國際貨幣體系動蕩期，走向新體系過程中布滿了貨幣博弈與匯率動蕩，美元正在喪失其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信用和價值基礎，誕生不久的歐元則缺乏穩固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

　　第三，主導產業環境。上世紀20年代為動力革命全面完成（包括蒸汽動力革命和電動力革命兩個階段），并等待下一輪產業革命；上世紀70年代電子技術革命方興未艾；上世紀90年代信息處理與傳輸革命由電子技術革命向信息網絡革命縱深發展；當下，等待和探索下一場產業革命，被人們寄予厚望的新能源與新材料革命尚未取得明顯突破。

　　第四，全球一體化程度。上世紀20年代處于低水平；上世紀70年代也不高，當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彼此隔離，兩大陣營各自的一體化程度也不高；上世紀90年代處于較高水平，而且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還產生了明顯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當下則是頂峰水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

　　第五，股市泡沫程度。上世紀20年代僅在美國和西歐部分國家出現股市泡沫，絕大多數國家還沒有股市；上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陣營股市泡沫不明顯，社會主義陣營沒有股市；上世紀90年代日本、亞洲“四小龍”、“四小虎”股市泡沫先后達到頂峰并破裂；當下則是全球性股市泡沫。

　　第六，房價泡沫程度。上世紀20年代僅美國和西歐部分國家的部分地區存在房價泡沫；上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陣營存在房價泡沫，社會主義陣營不存在房市；上世紀90年代日本、亞洲“四小龍”、“四小虎”房價泡沫先后達到巔峰并破裂；當下則是全球性房價泡沫，亞洲新興經濟體同樣嚴重。

　　第七，衍生金融工具層面。上世紀20年代很少；上世紀70年代不多；上世紀90年代較多；當下則是泛濫，市場規模龐大。

　　如果刺激力度不夠大，經濟會繼續衰退；如果刺激力度很大，則只能導致一兩年之后出現“滯脹”。在產業動力青黃不接和資源供給不再寬松的大背景下，無論怎樣“調控”，也難使經濟重回原來的速度；而且，為刺激經濟而增加的貨幣供應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轉化為又一輪通脹的動力。

　　目前，很多國家都在用財政擴張救經濟。這是危機的第一階段，下一個階段很可能就是政府拯救自身的財政。救不了財政等于政府崩潰。

　　然而，怎樣才能拯救財政？直接增加稅負當然是不可行的，那就只能變相地增加稅負。直接向央行透支（因為那時政府向公眾發債的潛力已經枯竭）和提高政府掌控的各種資源價格將是必然的選項。到那時，政府就不再是控制通脹，而將是被迫制造通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