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多年來，我們看到和感受到的事實是，中國主要出口物質商品，進口“貨幣”和“虛擬金融工具”。其實，這一循環，對中國人來講并不陌生。早在200年前的幾個世紀里，中國就有著同樣大量出口商品、進口貨幣的經歷。
流通“銀子”的銀本位貨幣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很長時期。但銀本位主導的中國卻不是白銀生產大國，支撐中國歷史上銀本位的白銀不是出自國內，而是依賴進口。據推算，1493年到1800年，美洲出產了全世界85%的白銀和75%的黃金。美洲在16世紀總計生產白銀1700噸，17世紀為42000噸，18世紀為74000噸。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后，歐洲就將美洲當成了財富掠奪地，白銀首當其沖。17世紀運往歐洲的美洲產白銀達31000噸，18世紀為52000噸。從1545年到1800年，美洲出產了13.3萬噸白銀，其中75%即10萬噸被運往了歐洲。
歐洲將掠自美洲白銀的40%左右運往了亞洲，主要是中國和印度。在18世紀以前的兩個半世紀里，中國從歐洲和日本獲得的白銀近48000噸，歐洲商人直接通過太平洋(601099,股吧)經馬尼拉轉手到中國的在10000噸左右，加之其他途徑，中國在此期間獲得了60000噸左右的白銀，大約占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總產量的一半。
不同于歐洲從作為其殖民地的美洲直接向老家運回白銀的是，從歐洲輸往亞洲的白銀，是被當成結算貿易赤字的支付手段，也就是貨幣來運用的。歐洲需要中國商品，卻沒有中國所需的相應物質商品出口來交換，便出現了巨大的結構性貿易赤字；最后，只得拿剝削來的美洲白銀結算赤字。大量美洲白銀就這樣源源不斷在從歐洲進入了中國。
中國為什么需要那么多貴金屬？因為那是世界貨幣！
這一歷史現象，反映了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強大的生產與出口能力。到1750年時，占世界人口66%的亞洲創造了80%的全球產值。這成了弗蘭克教授反對“歐洲中心論”，主張以世界體系視野觀察人類歷史的一個強有力證據。他形象地比喻，歐洲人拿美洲白銀，購買了一張乘坐亞洲經濟列車的票，起先是一個三等廂，后來變為二等、一等，直到19世紀取代了亞洲成了火車頭。或者說，歐洲是用掠自美洲的白銀，從亞洲背上爬起，最后站到了亞洲的肩膀上。
這種歷史現象，更是一個中國“進口貨幣”、“出口商品”的典型反映。不過，雖然在形式上，與過去十幾年來的情形幾乎完全一樣，效果卻大不同。
第一，盡管同樣是世界貨幣，但一個是有著內在價值、有著商品功能的貴金屬，一個是同貴金屬脫了所有干系、沒有任何內在價值的紙幣及其虛擬性的衍生泡沫。
15世紀到18世紀末，中國大量進口的白銀有力地支撐了銀本位貨幣制度。銀本位不僅是中國貨幣制度的基礎，也是世界貨幣制度的基礎。在中國貨幣即為世界貨幣的背景下，白銀的大量輸入，促動了中國經濟的商品化與貨幣化，提升了有效需求，從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擴張。而白銀有其內在價值，因而這種貨幣幣值并不是歐洲人所能操縱的，因此既能滿足貿易順差國家幣值長期穩定的儲備所需，又不會引起順差國家的通貨膨脹。事實表明，在中國大量輸入白銀的歷史時期，并未伴隨著通脹。
然而，今天，中國持續高速增長的出口所換回的美元、歐元或日元，完全是信用紙質貨幣，不能在境內流通，出口商只能換成同樣是紙幣的人民幣，才能形成境內購買力。無疑，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多，以“外匯占款”形式“擠出”的人民幣就越來越多，不可能不增加國內通貨膨脹壓力。“進口貨幣”越多，輸入通脹的風險越大。而積累的“進口貨幣”完全受貨幣發行國的操縱，一旦發生即便是比眼下這次金融危機還輕的危機，“貨幣出口國”通過通脹和貨幣貶值政策，就足以使中國巨額外匯儲備迅速而大幅縮水。這種風險對“貨幣進口國”而言，是銀本位時代所難以想像的。
第二，作為“貨幣出口國”，一個是基本無法回收所“出口”的貨幣，一個卻可以輕易回收。
第三，那時，中國有著全球最強的經濟競爭力，中國“進口貨幣”——商品的凈出口，反映的是一種綜合經濟優勢，至少在物質商品上，中國對外所需遠小于海外對中國所需。但今天，中國的產值只占全球的4%。即便中國對他人的高科技產品和資源所需很多，而他人或者不給，或者所給極少，而所愿給只是完全控制在人家手中的紙幣及其虛擬泡沫性金融工具。此時，中國的商品凈出口就只能是一種他人對我們的勞動力、資源、環境的剝削甚至掠奪。尤其積累的“進口貨幣”是沒有內在價值的紙片，就更加重了這種不對等交易的悲劇色彩。
由此，我們很清晰地看到，從所謂“地理大發現”的1492年起始的幾個世紀里，落后的“西方人”為了能夠站在先進者的肩頭上，只能拿實實在在的“純金白銀”來購買亞洲經濟列車的乘車票。然而，一旦當他們控制了全球經濟的火車頭后，便通過控制和操縱全球金融體系，以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的手法，拿泡沫化與虛擬化的金融工具交換實實在在的物質商品和服務，并借此繼續控制全球經濟這趟列車。
進一步的推論是，即使眼下這次金融危機使整個美歐受到極大損傷，但世人不要以此幻想美歐會在所謂“去杠桿化”、“加強監管”的呼聲中能真正縮小金融交易規模與范圍，甚至企望他們會放棄對虛擬資本的掌控與貪婪，而重新加強物質生產等實體經濟力量。很可能的趨勢是，美歐在此危機過后會繼續加快和深化“金融創新”，繼續轉動經濟虛擬化的“魔盤”，繼續通過出口“泡沫化的金融工具”來購買發展中經濟體的物質商品和服務。
對此，作為新興發展中經濟體的中國，應有的策略至少是逐步減小對凈出口的依賴，轉向進出口平衡的貿易政策目標，減少積累“進口貨幣”，降低外匯儲備增長速度和規模。鑒于在可預期的將來中國經濟的繼續增長，在一般物質商品需求上幾乎不存在對外依賴，因而，一旦現存巨額外匯儲備所形成的證券資產能變現時，應將相當一部分轉用于官方和民間的對外直接投資，購買中國發展所欠缺的戰略性資源、高科技資產、先進知識產權等。另外，還應聯合其他發展中新興經濟體，以諸如“金磚四國”、“中非峰會”、“上海合作組織”等方式，積極參與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以此遏制美歐通過操縱其貨幣與金融體系損傷發展中新興經濟體的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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