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任期將至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續任美聯儲主席。奧巴馬贊嘆伯南克行動大膽而機敏，避免1929年-1933年的大蕭條重演。如何評價伯南克在金融危機時期的表現？不同的人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實際上，如果我們將時間坐標拉長，從2002年伯南克擔任美聯儲理事起評價伯南克的整體表現，我們會發現這位著名的學者型官員更多地展現的是他技術官僚的能力，而不是出眾的洞察力。例如在格林斯潘長期保持過低利率時期，伯南克作為通脹目標制的學術領頭人，他完全能夠理解這一舉動的代價是什么，但是他沒有同格林斯潘在低利率問題上有過任何 “異議”，當時的伯南克至少是“低利率的默許者”。另外，他固守“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二分法的教條，認為資產泡沫不屬于貨幣政策考察的內容，他不了解奧地利學派關于貨幣傳導機制和經濟周期的真知灼見。

　　在伯南克進入美聯儲之后，次貸規模從2003年的3000億變成6000億美元，盡管市場上很多分析人士對次貸感到擔憂，但伯南克從未提示過次貸風險，相反他認為美國住宅非常健康，次貸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創新提高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并優化了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和靈活性”。毫無疑問，他從來沒有注意巴菲特關于“一些金融衍生品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判斷。于是當次貸危機發生后，伯南克成了“預言李鬼”:2007年5月他說“次貸市場崩潰的波及效應是很小的，可以一筆勾銷”、10月他表示，“銀行系統非常健康”、2008年9月表示“美國經濟已經觸底，將在2009年恢復增長”……

　　但次貸深度發作后，伯南克展現出他的出眾技術修復能力，這可能是他觀察日本衰退后的方案實踐。他在貼現窗口的力度方面、直接注資的速度上、置換資產的巧妙設計上、促進銀行放貸的機制創造上（例如創設了TALF這一工具）、甚至通過GSE（例如二房）的直接放貸上，都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確打斷了市場流動性的“倒抽”、平衡了投資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緩和了金融機構的“甩賣”、降低了市場的恐慌，雖然他無法立即讓銀行信貸和居民消費重新噴發，讓GDP立即增長，但他的確將“馬兒拉到河邊，盡管馬兒不會大口喝水，但馬兒不會渴死了”。

　　我們認為，如果伯南克提名獲得國會通過，對他來說，第二個任期的最主要挑戰就是伯南克必須要從一個技術官僚轉變為一個真正的戰略者，必須用堅定的貨幣信仰來工作，抵御寬松貨幣的誘惑以及利益集團的指責。伯南克7月份在國會作證的時候表示，美聯儲不會讓美國政府的“赤字貨幣化”，美聯儲會在合適的時候啟動“退出戰略”，會將手頭上的證券賣干凈，會撤銷銀行準備金的利率，也會在合適的時機毫不猶豫地加息。但是，我們認為這依然是技術問題，依然是如何從1.2萬億的聯儲資產表中退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被干擾，尤其在經濟增長這一“政治正確”因素影響下，實際上伯南克面對的主要問題是“貨幣中性化”是否可以不顧及失業率問題、金融機構的風險衡量、美聯儲的監管角色轉變（既有貨幣救濟就應當產生監管）、如何評估資產泡沫并預警貨幣政策、未來通脹的形成機制以及如何掐斷、以及如何構造美聯儲的獨立性，對抗美聯儲“老板”——國會不時對貨幣政策的審查上。可以說，伯南克如果抓住歷史機遇，他將是改變美聯儲地位和塑造新監管框架的重要人物，伯南克曾表示自己渴望被寫入歷史，但肯定的是，如果僅是一個技術官僚，是很難進入“大歷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