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年終，華爾街又迎來了“發紅包”的歡樂時刻。今年以來，各大銀行的賬面收益有大幅度增長，從業者期待著豐厚的獎金。報告顯示：高盛，美林和大摩三大投行2008年度的獎金支出總額高達130多億美元，占公司薪酬總支出的1/3以上。就連虧損277億的花旗銀行在獎金發放上也不示弱，去年拿到100萬美元以上獎金的雇員有738人！

　　華爾街高薪高獎的傳統是從哪里來的呢？從源頭上可以追溯到當年的合伙制，在這些公司上市之前，華爾街的主流文化是摩根家族的傳統：股東兼經理人。關鍵崗位的雇員在公司制下是股東，在合伙制下是合伙人，關鍵時刻有責任出資幫助公司周轉現金，承銷業務中公司承接的份額往往也是由股東或合伙人分攤。所以在承銷業務和經紀業務占主導的時代，關鍵崗位的雇員和公司是利益共同體，風雨同舟，互惠互利，高薪高獎體現了這種利益共同體的傳統，在公司改制上市后為了穩定團隊也沒有很大的改變。

　　但是隨著這些公司在上市后的經營業績壓力不斷增大，各大銀行特別是投資銀行的盈利重心逐漸從傳統的中介服務費收入轉向了跨市場的做市商交易業務(Principal Trading)，又在各種創新性交易業務基礎上不斷引進高杠桿的衍生產品交易，華爾街的主流文化開始發生變化，交易員的直覺判斷和操盤技巧對交易業務的收入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在這種商業模式之中，各大機構對資深操盤手，明星分析師和金融工程師的依賴性越來越強，于是華爾街的獵頭公司乘虛而入，挖角和跳槽之風盛行，而且還經常發生跳去調回工資翻番的案例，無形之中鼓勵了關鍵崗位雇員的流動性和身價。所以業內人士常說：干得好不如跳的好，會跳槽的身價高。

　　特許交易員在公司中的權威性往往并不體現在職務的高低上，在討論問題時，如果交易員大叫一聲“安靜”或“住嘴”，連公司老板在場也不敢廢話，直到交易員說聲“謝謝”，討論的聲音才會小心翼翼地恢復正常。在高杠桿產品的交易市場上，交易員的形象很像是電視劇中王寶強演的那個狙擊手，成敗一念之間，情緒反復無常，合同收入若不能兌現則會拂袖而去，過一個月就出現在另一家公司的特許交易桌上成為殺手了。可想而知，美國政府官員和議員們對華爾街的高薪高獎義憤填膺，我看最后還是不了了之，最多是公司的高管們做做姿態，給政府一個面子降降高管薪酬。

　　現代金融業已經從傳統的中介服務業升級為風險經營業了，交易導向型的業務模式高度依賴于技術分析和杠桿投資。這也大大提高了對金融機構的交易業務實施有效監管的難度，我想這也是格林斯潘時期對金融創新產品疏于監管的原因之一。

　　交易導向型的業務模式提高了金融交易的風險，交易員們在高薪高獎的激勵之下經常會超限使用杠桿，所以會產生一個結果：過度激勵導致過度風險。從這個角度看，奧巴馬政府的限薪令其實是無效的，而且還會導致資深交易員和明星分析師從被監管的機構流出，跳槽到監管較少的對沖基金和非金融業公司的交易業務部門，市場的總體風險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因此上升。政治家要根本解決問題，還是要在制度上提高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提高金融交易和產品設計的透明度，有效控制金融杠桿的超限使用。

　　高薪高獎惹眾怒，本性難移華爾街。奧巴馬生氣還能爭取一些選票，我們在大洋彼岸也跟著生氣就是多管閑事了。中國金融業的問題不是杠桿率過高，而是杠桿率不足，所以貨幣的流通速度慢，金融的生產效率低。所以不應該跟著歐美政客研究薪酬問題，而要從金融海嘯揭開的迷霧之中發現金融產品創新的方向和金融體制改革的思路。在我看來，美國的問題是過度激勵導致過度風險，中國的問題卻是激勵不足導致創新滯后，這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