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一件事情如何聯系到另一事情的學問。沒錯，你鄰居的行為舉止深刻影響著你的物業價值，反之亦然。如果這令你費解，想象一下，利率、通脹、銀根、儲蓄、貿易順差、逆差、GDP、CPI、PPI、GDP、國民儲蓄、政府財政、匯率、外匯儲備、資本市場、生活水平，所有這些在網上經濟學詞典里能找到的2000多個名詞無不一一地聯系在一起。

 　　正是這種復雜性，如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希勒和阿克洛夫在《動物精神》中指出，“困擾了很多大學生，讓他們早早放棄這門行當。”因為經濟學文句能把人轉得似懂非懂，曾經到過中國的英國經濟學家簡·考林斯提醒公眾應該學點經濟學，為的是“不被經濟學家所蒙蔽”。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學問一流之外，還是一位精力過人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專欄文章頻繁見報不提，他的博客幾乎每天都有新東西。唯一的例外是今年5月來華期間，估計是咱國人的盛情令這位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其所說“有點迷失”。

　　克魯格曼來華期間的重要話題自然是我國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在來華兩個月前，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向國際金融界和財政界提出“用超主權的貨幣取代美元的統治地位”，并特別指出應該發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現有機制下“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但是，克魯格曼對這番主張似乎并不“感冒。”

　　就在來中國一個月前，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專欄中用《中國的美元陷阱》的標題撰文回應周小川的倡議。克魯格曼傳遞的信號是“這一切不會發生”。但細讀克魯格曼的文章能發現他并沒有重點評論周小川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提議，而在“揭示”這番提議背后的動機——中國希望“多元化自己的外匯儲備”，擔心占全部儲備70%的美元外匯會因貶值而受損失。

　　換言之，克魯格曼認為中國因為自己的貿易政策和經濟政策失誤而落入了“美元陷阱”。從一個側面看，克魯格曼所說的“美元陷阱”不無形象之處，若用美元外匯買下全球整年的黃金產量，我們也只不過多元化掉國家外匯儲備的5%。但是，克魯格曼卻忽略了回應更重要的話題——已經刻不容緩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在經濟學里，任何事情聯系任何其他一件事情，對中國來說是“美元陷阱”，對美國來說就是更嚴重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不過，這番討論在今天高密度的媒體環境下很快被淹沒，中美兩國各自忙于眼前的經濟刺激方案。美國更是擱置了金融體系改革的提案，直至一個星期前。

　　在金融危機爆發一年有多之后，美國參議院終于揭幕了長達1100頁的“全面金融改革”的立法提案，內容包括了成立多個新的監管機構，確保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機構不能再能“規模大到不能倒臺，”行銷證券的機構必須永久承擔一定程度的相關風險。這份提案的長度和涉及面決定了美國立法機關難以實現奧巴馬提出的年底前通過的目標，但是至少，金融危機的爆發地美國開始動手清除金融危機的根源。

　　但金融危機的真正根源在哪里？就在“金融改革”提案被推出的同時，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政策刊物之一《外交》雜志以“下一個金融挑戰”的封面標題刊登了一篇題為《美元與赤字》的文章。這篇文章在我記憶中，是美國輿論首次坦承“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統治地位，造成美國政府輕易地祭出財政赤字。而財政赤字才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最根本”。

　　看來克魯格曼所說的“美元陷阱”，不僅僅是中國的“美元陷阱”。

　　《美元與赤字》的作者弗雷德·博格斯登(Fred Bergsten) 是美國華盛頓的一位智庫人士，現任彼得·G·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博格斯登指出，美國經濟危機的病根在于美國本身，在于美國政府超大規模的預算赤字。小布什在任八年間逆轉了先前的財政盈余，每年近500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將美國政府的借債額（內債）推到了美國GDP的60%。到了奧巴馬上任，面對經濟危機他不得不推出更大的赤字——2009年的15000億美元，之前紀錄的三倍！按照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計算，該赤字在未來十年將維持在每年10000億美元之間。

　　巨額赤字的后果推動了更高的美國貿易和國際收支赤字——美國的外債，也就是金融危機的誘因。因為，巨額赤字造成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超過了美國的GDP，不足的部分需要通過貿易和收支赤字來補充。如果這個趨勢不加遏制，美國的外債額將到驚人程度。

　　博格斯登所在的彼得·G·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測算，到2030年，美國貿易和國際收支赤字將達到每年3萬億美元，先前紀錄的四倍！相當于美國年GDP的8%。如果這個數字還不夠嚇人，同一機構的測算，到2030年美國政府的外債額將從目前的5萬億美元漲到50萬億美元。這意味著每年2.5萬億美元，7%的GDP將用于償還外債引發的利息。

　　博格斯登給美國開出的藥方是，讓美元逐步地貶值，這有助于美國政府和國民逐步改掉先前大手大腳的消費習慣，收縮美國的貿易和國際收支赤字。事實上，美國最近幾任財長都在悄悄推行美元貶值政策，前財長約翰·斯諾稱之為“全球重新定價過程（global repricing process）”，不過同時又號稱推行“強勢美元”政策安撫美國公眾。前不久，現任財長蓋特納重復了“強勢美元”的論調，而美元卻在同步下滑。承上啟下，大家可以猜到美國財長們的真實綱領。

　　博格斯登在此政策基礎上推進了一步。他指出，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逐步弱化的角色也有助美國利益，協助美元的逐步貶值，實現收縮貿易和國際收支赤字的目標。“美元的國際角色造成很困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使美國能讓自己的美元匯率保持在維護美國經濟繁榮和穩定的水平上。這是因為，美元匯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國家用美元干預國際貨幣市場以保持自身匯率目標水平的結果：通過弱化自己的貨幣以保持貿易競爭力從而推動了美元價值到高估的水平。”

　　換言之，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給美國構造了一個“美元陷阱”。

　　博格斯登認為，國際貨幣組織可以擴大“特別提款權（SDR）”作用。對比前文，讀者不難發現這是誰最近的想法。博格斯登文中沒有說出這是周小川在今年三月的提議，但他指出一個核心問題，只要美元還是儲備貨幣，各國積累美元的唯一辦法就是維持與美國的貿易順差，進一步加大美元逐步貶值的難度。SDR起到的是一種類似外匯授信額度的作用，各貿易國可以根據自身貿易需要動態提取和償還，而不再需要堆積巨額的美元儲備。

　　事實上，就在周小川今年三月的提議后，G-20成員國在四月達成協議構造2500億美元的SDR。博格斯登指出，G-20應該將SDR在未來五年逐步增加到10000億美元。

　　金融危機一年之后，美國終于邁出了積極步伐——推出了全面改革金融監管的議案、眾議院通過了徹底改革低效而浪費驚人醫療體制的議案、美國繼續推行美元重新定價過程、美國明智人士與國際財政界對變革美元統治地位的意識開始同步。

　　但美國改革的最終成敗與否，取決于美國國民意識的跟進——減少個人債務、增加家庭儲蓄、增強全球就業市場的競爭力。因為，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僅是我們鄰居的行為舉止影響我們的物業價值，遠在大洋彼岸的消費者的明智與否也直接影響著我們生活水平變化。誰也不希望再落入“美元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