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前總裁康德蘇與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陸紅軍對話全球金融倫理重建

　　不改革的危險會非常大

　　康德蘇:亞洲金融危機已經是非常遙遠的過去了,但在當今這一關鍵時刻,并且在上海世博會期間,進行跨文化的對話,是非常恰當的。

　　亞洲金融危機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爆發的,次貸危機則是21世紀的第一場經濟危機。亞洲危機后我的想法非常天真,認為全世界已經吸取了教訓,未來不會有類似的危機了,但事實證明我錯了。

　　人類社會有一個規律,危機非常必要,它給我們帶來改革的動力。但往往當危機結束后,改革就停止了。回頭看這個事實非常郁悶,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們一直說提高透明度、加強監管和全球合作,但是危機過去后,就忘記了教訓。可見,不堅持改革所帶來的危險會非常大。

　　陸紅軍:亞洲金融危機與這場危機的最大不同點是,前者源于新興經濟體,后者源于發達經濟體,尤其是制定國際金融規則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歐美國家。我在美國次貸危機初期就提出要追蹤大投行與復雜衍生品,隨著復蘇的進程,具有復雜性的衍生工具CDO、CDS等產品正悄悄地退出人們的警覺視線。這也符合人類記憶的特點。然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使人們看到這些機構與工具依然在操縱市場,甚至為歐洲國家的債務打包,并導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生。

　　康德蘇:這兩次危機的原因很多,主要為兩個方面:一是金融體系中技術層面的問題,無論是亞洲金融危機中的公共財政問題,還是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私營金融公司的問題,都在技術方面出現了紕漏,一些“高深”的工具和方式給打包賣到國際市場上,但其背后隱藏的高風險卻沒有得到很好的披露。另一方面是道德方面的錯誤,如把房屋抵押貸款貸給既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的人群。在傳統金融領域,沒有充足收入是不可能把貸款貸給他們的。從道德角度來說,這就是一種犯罪,通過這樣的方式讓窮人貸款,實際上是讓他們最終失去一切,不僅失去他們僅有的收入,同時也失去了對整個生活的追求和夢想。

　　陸紅軍:衍生品和我們現在講的金融創新之間應該分得非常清楚。次貸危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過度的資產證券化和杠桿化。有意思的是,在中文中“融”字是個典型的象形文字,其結構左邊是“利”（如房子、財富）,右邊則是“害”（“蟲”字）,兩者有“度”方能趨利避害。再看另類投資,通常認為新興經濟體的強項是主權基金,發達經濟體的強項是對沖基金,這次危機使得對沖基金和主權基金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尤其2007年至2008年,IMF制定了主要針對新興經濟體的主權財富基金行為準則,這種行為準則固然是有必要的,但應保持國際準則的對稱性和平等性。遺憾的是,至今全球尚未通過針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準則與規范主權債務國家的新行為準則。

　　康德蘇:道德層面特別值得重視,金融活動中的正直,這是一個良好運作的經濟體必不可少的條件。亞當·斯密曾經說過,發展的驅動力是利潤,但要有先決條件,即必須要確保鄰里發展和社會發展,作為政府要承擔責任。可是,原來的資本主義思潮認為,要使得金融活動、經濟活動能夠最有效,必須要對社區、對公眾利益的關注降到最低,這樣才能有更多時間追求利益最大化。這帶來了什么結果呢？我們喪失了自己的價值觀,也帶來了金融危機。

　　陸紅軍: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運作者的能力危機（如亞洲金融危機）或道德危機（如華爾街丑聞）。我在2002年曾提出培養金融人才應該“營養均衡”,較為合理的比例應為:金融技能占50％、商業智慧占20％、倫理道德占20％、管理哲學占10％。尤其在培養高級金融人才的過程中十分強調全球倫理道德教育,它比金融技能和商業智慧更重要。一批全球知名投行與CEO的沉淪,驗證了金融企業家必須有良好的心態和狀態,平衡“對財務報表負責”和“對社會負責”的關系。當我們審視以往的工商財經教科書時,引導人們“用別人的錢”為自己追逐財富的例子到處可見;而鮮有人從哲學意義上思考并向世人闡述財富的宗旨與本質。

　　近幾十年來,金融行為日益趨于中間化,似乎沒有明顯對錯之分,尤其在機構財富管理與投行金融創新方面。不久前,《峭壁邊緣》的作者保爾森曾對記者表示:華爾街“貪婪”一詞可用“利益驅動”來表示。但實質上,這兩者有很大的差異,“利益驅動”包含著更廣泛的動機,而“貪婪”則是違反國際金融倫理的罪惡行為,因此前者不能被后者所替代。忽略和忽視這兩者的區別,恰恰是金融監管與金融教育的失敗之處。

　　主權債務淪陷:危機深化的警示

　　康德蘇:從這21世紀第一場經濟危機中我們要吸取以下教訓:

　　第一,不能繼續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和理念支配金融行為,不能容忍沒有道德的金融體系持續下去;

　　第二,要加強行業和國際社會的合作,找到最好的方法,不再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對金融行業的專業人士,要讓他們意識到做好工作的同時必須要有道德標準,避免再次發生高風險、不透明的行為,不能只關注短期利益。

　　我們必須一起努力,來確保整個金融行業的行為變化。如何實現正直、提高透明度,確保下一代從業人員能夠得到很好教育,知道什么是不應該做的,在不斷變化的環境和社會當中做出相應的正確的選擇。

　　陸紅軍:我覺得金融業者保持方向感最重要。我建議如IMF這樣的機構,應當在第一時間將歐洲國家的真實狀況及時向新興經濟體做出溝通。其次,要重建全球商業倫理與金融紀律,要以人才的全面發展為主,尤其要注重人品與情操。

　　無論是美國的“次債”危機或歐洲的“主債”危機,核心是在“債”字上出了問題。在中國文字中,“債”字由三個基本字義構成:人、主、貝（財或錢）,或由人與責（任）兩個基本字義構成。在英文中也是由債務與債券通過一個合約“綁”在一起而形成債券“Bond”。在漢字文化與意境中,人、主、錢三個字,包含有明顯的資產歸屬感,而金融從業者的天職是為投資人服務而非相反。但事實上,華爾街的部分金融人士,始終缺乏這種商業倫理。

　　IMF與中國

　　康德蘇:現在我們必須進行改革。在共同合作的30年當中,我參加過很多峰會,有10國、20國、70國峰會,現在看到G20峰會大家采取的合作態度很好。要進一步提高在金融、商業運作中的透明度,進一步協調合作關系,加強國際貨幣體系的管理。IMF要提供相應的改革工具,對此我抱著希望。去年中國央行行長提出新的國際貨幣形式,這種方式有想法和價值,我對此表示認同。

　　陸紅軍:未來10年是全球經濟重塑的關鍵期,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轉型的關鍵期。我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獨立評估辦公室（IEO）建議,應加強完善同中國戰略合作與技術合作,首先是改善中國投票權,目前我們的投票權是3.66%,考慮中國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地位,我感覺中國未來投票權應從3.66%進入到5%~6%;其次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改組建立SDR（特別提款權）,應該確保人民幣占有10%比例;第三是改善中國高管人員在IMF中的比例。

　　全球倫理建設:在懸空的希望中懷抱希望

　　康德蘇:首先,那種由于希臘的債務危機而認為歐元會貶值的想法,極度夸大了問題的嚴重性。是的,現在的情形是嚴峻的,希臘政府的不當行為、不負責任的行為已經受到了市場的懲罰。歐元區也果斷采取了行動來應對。歐盟委員會和IMF聯手推出了歐洲紓困計劃,我相信只要有決心和支持,這個計劃一定會獲得成功。現在市場上的恐慌只會自食惡果。越恐慌,懲罰越嚴重。

　　中歐的貿易伙伴關系是互惠互利的,雙方都在國際貿易舞臺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認為目前的幣值波動不會對現有的雙邊貿易活動產生嚴重影響。雖然希臘債務危機使歐元出現一定疲軟,對人民幣兌歐元匯率會有一定影響,但是長遠來看,這絕對不會影響到雙方的正常貿易活動。此外,中國的經濟繁榮發展還會對歐元區的經濟產生推動作用。

　　陸紅軍:全球復蘇與全球治理也可以是對立的統一。往往在世界經濟復蘇中充滿了復雜的利益驅動與沖突。經濟復蘇中往往保護主義、功利主義盛行,似乎提倡倫理道德就無法激勵人才、提升市場活力。事實上,各種貨幣市場下人的行為可能也必須統一到全球倫理的規范準則上來,實現自律與他律的統一,這樣才能獲得國際金融的真正平衡。

　　歐元是介于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砝碼之一,在常態下可以調節兩者。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勢必影響到歐元、美元與人民幣的某種平衡。這預示著人民幣將面臨加快國際化進程的新壓力與新機遇,這個進程也許將隨著新世紀(002280,股吧)多重危機高度復雜化的特點而加快或延遲,而這正是許多人所沒有準備的。必須引起重視的是,至今美國次貸危機尚未處理妥帖的1.4萬億美元問題資產,加上2008年歐盟總體的政府赤字水平翻了三倍（僅希臘債務危機就高達2940億歐元）的陰影,將成為影響未來國際金融的兩大變數,這也警示我們加強經濟治理與金融監管,特別是規范全球金融倫理,將成為影響全球再平衡的長期艱巨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