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總統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已向全國發出呼吁，鼓勵民眾自行種植紅辣椒。韓國政府動用了卷心菜、豬肉、鯖魚、蘿卜及其它日常食品的應急儲備，這是韓國總統李明博(Lee Myung-bak)抵御通脹的努力之一。印度內閣日前也召開會議，討論洋蔥價格飆升的問題——人們普遍認為，正是這一問題導致了之前兩屆政府的下臺。與2007-08年一樣，有關食品通脹甚至是食品安全的話題，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通脹“幽靈”令投資者惶惶不安。新年伊始，印度股市已下跌5%。2010年的表現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印尼股市，數日之內也已跌去7%。各國央行都陷入了困境。印尼央行(Bank Indonesia)上周決定維持利率不變，這也是該行連續第17個月維持利率不變，原因是擔心上調利率會吸引更多的熱錢流入。這不禁讓人們擔憂，印尼的貨幣政策可能正遠遠滯后于通脹增速。

    中國亦是如此。食品價格的上漲正加劇通脹——中國去年11月份通脹率達到5%，遠高于3%的官方目標。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規對策，其中之一是允許蔬菜運輸車輛免繳高速公路通行費——這某種程度上相當于對蘿卜和茄子施行定量寬松。

    除了迫在眉睫的通脹焦慮，真正的問題在于食品價格高企的局面是否會持續下去。許多投資者正押注于整個新興世界（尤其是總人口達25億的中國和印度）生活水準的日益提升、將對食品成本構成長期上行壓力。

    近3年前，好幾個窮國因食品價格上漲而爆發騷亂。當時，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經濟學家羅伯特•費爾德曼(Robert Feldman)發布了一份名為《購買雞肉》(Buy Chicken!!)的報告。他表示，由于家禽的“飼料轉化率”遠遠低于豬或牛，因此更為經濟。他還預測，隨著更多的人吃肉，雞肉的經濟效益會不言（也許要說“鳴”）而喻。野村(Nomura)去年9月份也發布了一份類似的報告，題為“食品價格即將飆升”(The coming surge in food prices)。在報告中，野村提出了一個圍繞著化肥生產商、農業機械制造商、以及形形色色的食品運輸商和儲備者的投資戰略。

    對于目前食品價格的上漲有多大可能是結構性的問題，一個可能的回應是：期望如此。漲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球逾十億營養不良人口的需求有所提升。正如印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目前仍有太多印度人營養不良。一些人估計，該國至少有半數的兒童營養不良。如果眼下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約5億印度人開始吃得像樣一些，僅此一點，就會對食品需求產生重大影響。

    當然，只要供應跟得上，食品需求不斷上漲并非壞事，而眾所周知，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對這一點估計不足。1965年至1998年間，全球人口從33億激增至59億，但實際食品價格實際上有所下降。

    在中國，盡管不時會出現食品通脹，但農業生產一直跟得上日漸上漲的需求。瑞銀(UBS)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雖然中國人消耗的卡路里和大量耗費谷物的肉類有所增加，但中國仍是一個食品凈出口國。中國通過更好的灌溉、化肥使用以及鼓勵農田合并的土地改革，大幅提高了產出。盡管城市化過程吞沒了許多耕地，但農業生產有所提升。目前全球食品價格上漲，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俄羅斯大火和澳大利亞水災造成的供應緊張，而非中國或其它哪個國家的需求突然激增。

    食品價格高企也不一定就是壞事。首先，這有利于財富從相對較富裕的城市、轉移到普遍較貧窮的農村。從理論上講，價格上漲還應該會促進對農業及相關基礎設施的投資，由此增加產出。

    與碳氫化合物不同，糧食是可再生資源。但作為農耕必要條件的土地、水和能源卻是有限的。漁業資源盡管可再生，卻有可能耗盡。日本外交政策專家船橋洋一(Yoichi Funabashi)表示，去年中日兩國就爭議島嶼發生外交沖突，根本原因是為了爭奪漁業資源。

    制約產出不斷提高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要算是能源——能源也是導致2007-08年食品價格危機的直接原因。農業發展得越現代化，對化肥、以及拖拉機和運輸工具燃料等碳氫化合物的依賴程度就越高。用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的話講：“集約農業就是從石油中開采糧食�！�

    最近一項新發現證實了這一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兩位經濟學家經過研究發現，油價與高檔酒價格之間存在緊密關聯。油價與大米、小麥、土豆和洋蔥的價格之間亦是如此。如果印度和中國的增長必然會不斷推高能源成本，那么肯定也會對食品成本產生同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