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能夠化危為機，*的是清醒客觀的趨勢認知、亂中有為的戰略意識、穩定有序的政策安排、目光長遠的霸權爭奪和金融主導的戰略推進]
　　
　　伴隨著歲末年初經濟展望高潮的到來，市場逐漸對2015年美國經濟的“二度領跑”形成了一致共識，甚至有國際權威機構認為，美國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支撐全球經濟復蘇的唯一強勢引擎。如此背景之下，關于美國經濟復蘇大趨勢的幾個核心問題變得格外重要：美國經濟強勢復蘇是否如數據反映的那般真實？美國經濟何以化危為機、實現再度領跑？經濟超預期表現會對美國政策取向產生何種影響？以及，美國經驗對中國經濟又有什么啟示？
　　
　　過去幾年里，筆者在本專欄中撰寫了大量基于數據的美國經濟分析文章。數據分析的優點在于觀察細致、論據有力，缺點則在于失之繁瑣。所以，思考美國經濟在危機后出人意料的先抑后揚，從歷史維度把握大局邏輯，需要一定程度上跳出短期分析范式、掙脫數據思維約束，從長期經濟發展的角度審視美國認識危機、應對危機和利用危機的戰略選擇及其深層邏輯。
　　
　　在探討問題之前，先簡單回顧下美國經濟危機以來的運行歷史：2008~2009年，美國經濟處于危機肆虐期，前六個季度有五個季度經濟環比收縮，2009年下半年才勉強走出衰退陰影；2010~2011年，美國經濟處于復蘇推進期，雖然其間遭遇短期通脹、美債危機、二次探底等一系列挑戰，但美國經濟復蘇始終在積累物質條件，且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方向逆轉；2012年，美國經濟處于首次領跑期，前期物質積累轉化為增長提速幅度領先，美國經濟初顯王者霸氣；2013~2014年，美國經濟處于壓力測試期，財政失衡、政府停擺、就業瓶頸、退出QE和地緣政治沖突等一系列風險要素廣泛存在，并對美國經濟復蘇的真實性和持續性進行檢驗；2015年，美國經濟將處于二度領跑期，壓力測試已然通過，盡管挑戰猶存，但已經無法對強勢復蘇構成實質威脅。
　　
　　美國經濟強勢復蘇的數據真實嗎
　　
　　從階段演化看，美國經濟先抑后揚的走勢十分清晰，而2014年下半年以來美國經濟數據的強勁表現更是讓“獨立復蘇”進入高潮。那么，第一個問題來了，美國經濟的強勢復蘇有如數據顯示的那么篤定和真實嗎？答案是肯定的，論據有五：
　　
　　其一，美國經濟數據體系具有較完整、細節化的結構層次，這保障了數據的可證偽性；
　　
　　其二，美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自復蘇啟動以來始終有力，且保持了較好的穩定性，表明美國經濟具有自我驅動的強勢特征，不受全球經濟弱復蘇新常態的太大干擾；
　　
　　其三，美國經濟復蘇具有較堅實的微觀基礎，企業和家庭的整體狀況均處于改善通道；
　　
　　其四，美國經濟復蘇伴隨著宏觀微觀兩個層面的“去風險”進程，金融體系杠桿率下降，宏觀平衡性增強，家庭資產負債表修復；
　　
　　其五，美國經濟復蘇和美國金融市場形成“正反饋”的長期關系，股市走強、房市反彈拉動消費增長，消費增長確保復蘇推進，復蘇推進提振股市樓市。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美國經濟強勢復蘇雖是真實的，但也切實存在一些風險隱患，包括：“崗位缺失”壓低長期就業中樞、家庭收入增幅有所趨緩、樓市反彈不確定性猶存、政治周期臨近等。這些隱患不足以改變強復蘇的大趨勢，卻會相應帶來推進阻力和復蘇風險，給篤定的強復蘇帶來一些力度上的變數。
　　
　　美國何以化危為機
　　
　　美國經濟的強復蘇是真實的，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作為本輪危機的爆發地，美國何以化危為機？筆者以為，美國得以在短期衰退之后迅速實現強復蘇，原因有四個：
　　
　　首先，穩定政策呵護經濟復蘇。危機是市場失靈的結果，危機爆發后，等待市場自發恢復是危險的，必須依*經濟政策來抵補總需求不足、緩解風險壓力，以空間換時間，最終給市場修復創造條件。雖然經濟政策是救助危機的主角，但對于長期復蘇而言，只是配角，因此，長期來看，最重要的政策品質不是刺激性，而是穩定性。縱觀危機后全球財政、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各種選擇，美國的政策穩定性是相對最強的，體現在兩個維度：
　　
　　一是臨變不亂。危機造成市場恐慌是暫時的，但危機影響卻會長期持續，在不確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經濟運行隨時會發生各種變化，如果宏觀政策輕易隨之改變，很可能會變成新的波動來源，不僅帶來額外風險，還會在政策反復過程中消耗不必要的政策能量。在整個危機期間，美國經濟政策始終保持基調穩定，特別是在2010~2011年短期通脹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大部分國家央行[微博]都從降息轉為加息，但美聯儲不為所動，保持了政策連貫性。
　　
　　二是務實高效。政策搭配可以是多樣的，但政策目標卻不能太過分散，否則會削弱各類政策產生的合力。危機后，美國經濟政策始終盯住就業這一核心目標，并圍繞這一核心目標進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創新和規則創新，即便受到理論界和市場的雙重壓力，美國政策目標也始終沒有向其他傳統內容（例如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進行傾斜。
　　
　　其次，要素回流做實經濟復蘇。危機是一個先破后立的契機，舊秩序被打破，新規則逐漸建立，資源再配置的過程就是各種要素再融合、再發酵、再創新，最終形成更強生(104.04, 1.55, 1.51%)產力的過程。在秩序重建、資源重組的過程中，要素回流將起到夯實復蘇長期物質基礎的重要作用。從結果來看，在政府引導之下，美國經濟復蘇的確伴隨著有力的資源回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金融領域發生了資本回流和業務回流。由美國引爆的危機引致了全球性的混亂，反而刺激了美元資產的避險需求，導致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美國，而美國貨幣政策在全球范圍內的“前瞻指引”作用也強化了資本流動的這一趨勢。此外，不易察覺的是，美國銀行(15.38, 0.18, 1.18%)業的各項業務出現內縮現象，銀行金融支持悄然回流美國本土，其對本國經濟復蘇的貢獻也不斷增強。另一方面，實體經濟領域發生了產業回流。從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美國在危機后的表現都是“反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抑制了進口，導致需求回流，而包括蘋果(105.94, -0.88, -0.82%)公司在內的各類生產企業將全球生產線內撤，導致供給回流，兩相作用，供需兩旺給美國國內市場恢復和就業形勢改善奠定了基礎。
　　
　　再次，金融力量主導經濟復蘇。所謂敗也金融，成也金融，危機是金融體系失慎、金融風險爆發的惡果，而復蘇則是金融風險化解、金融秩序重建的過程。美國經濟能夠實現超預期的強勢復蘇，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金融作用的穩定發揮。
　　
　　一方面，美國既沒有因為危機而否定金融及其發展規律，也沒有容忍和阻礙金融風險的自然出清。美國政府在危機發生后頂住輿論壓力對至關重要的金融機構進行了及時援助，避免了生存危機導致不必要的系統性風險；美國金融監管抑制了過度創新，但沒有“殺死”創新，綜合化經營的大趨勢在短暫停止后，也很快就卷土重來；美國金融機構進行了去杠桿和去風險的必要操作，卻沒有減弱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另一方面，美國利用一系列金融手段在全球經濟復蘇的利益博弈中贏得了戰略主動。無論QE政策推出還是退出，風險總是集中在非美經濟體；美國利率政策的方向選擇則總是先于全球，并直接帶來了可觀的先行優勢；美國匯率政策的些許改變不僅不會對美國經濟復蘇產生額外干擾，反而會通過擠兌其他貨幣或打擊資源國家等方式給美國經濟創造更好的復蘇環境。
　　
　　最后，霸權地位保障經濟復蘇。危機可能削弱了美國的霸權聲譽，但并沒有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帶來根本改變，甚至可以說，以“IMF[微博]—美元—華爾街”為核心的美國金融霸權不降反增，而多元化從漲潮到退潮的轉變也相應增強了美國經濟霸權。從結果來看，美國霸權的挑戰者們，在挑戰過程中反而都受到了反噬。從經濟地位看，美國的最大挑戰者是新興市場，但在強勢美元攻破脆弱的新興貨幣防線之后，新興市場經濟強勢崛起的勢頭被抑制，俄羅斯和巴西甚至走到了經濟發展停滯的險境；從金融地位看，美元的最大挑戰者是歐元，但在起始于美國的危機影響下，歐洲一體化貌合神離的軟肋被擊中，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大幅下降。雖然一定程度上看，說美國主導了這些改變有些“陰謀論”的嫌疑，但無論如何，美國霸權地位未被動搖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霸權地位給美國在全球復蘇利益分配過程中占據主動提供了根本保障。
　　
　　總之，美國經濟能夠化危為機，*的是清醒客觀的趨勢認知、亂中有為的戰略意識、穩定有序的政策安排、目光長遠的霸權爭奪和金融主導的戰略推進。而對于面臨三期疊加經濟壓力的中國而言，在經濟增速重心下移過程中實現經濟增質的提高，在國際博弈中追求中國利益最大化，理解并借鑒美國經濟強勢復蘇的經驗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