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交易漸成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主力軍，但長期的最大機遇源自中國實體經濟轉型。若不被納入SDR也不會延緩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因“一帶一路”戰略將為其創造更多更好機會。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入貿易與金融雙輪驅動階段，金融交易漸成推動人民幣國際份額上升的主力軍；然而由金融交易推動增長的可持續性較差且存在一定風險，中長期看，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機遇源自中國實體經濟轉型，而“一帶一路”戰略亦將助人民幣走出去水到渠成。
　　
　　在周末由中國人民大學與交通銀行聯合主辦，人大國際貨幣研究所(IMI)承辦的2015國際貨幣論壇上，專家表示，市場選擇使用一種國際貨幣的重要基礎是貨幣發行國的經濟金融實力，以及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和開放度。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由低端走向高端，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這是在未來30年的長期過程中，人民幣國際化信心的根本保證。
　　
　　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行長李若谷在會上強調，雖然資本賬戶完全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相關聯，卻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個貨幣的國際化和資本賬戶是否開放，并非緊密相連，決定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最基本的條件是一國的經濟和貿易實力。”
　　
　　因此，他認為中國一方面要有強大的、高質量的、有創新性的制造業，中國出口商品的質量、技術、品牌、銷售渠道都要在國際上具備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國需要強大的進口能力，要成為國際上一切高質量產品競爭的市場，才會有發言權和定價權。此外，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當中，按照市場原則，高效管理運行的資本市場或金融市場亦非常關鍵。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同日在會上發布的《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5》亦指出，長遠來看，支撐人民幣更多國際使用的可*力量，必須也只能是全球市場對“中國制造”和“中國創造”的持續需求。
　　
　　人大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涂永紅具體分析稱，從長期看，人民幣國際化最大的機遇是中國實體經濟的轉型，以及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從中期看，機遇來自于“一帶一路”建設，在“一帶一路”的大宗商品的交易與其他貿易均可更多地使用人民幣結算；而未來3-5年人民幣國際化的短期機遇，源自人民幣加入SDR與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
　　
　　她表示，如果在2016年或者2017年，中國資本賬戶完全開放的話，這必然會大大推動資本市場，比如說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借貸市場人民幣的交易。從長期、中期和近期這三個時段，可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走得更遠更快。
　　
　　她并指出，2009年底人民大學編制的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僅為0.02%，意味著在全球當中只有萬分之二的人民幣使用率。而根據測算，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人民幣應該能夠超過日圓的國際化指數；在3-5年內，超過英鎊沒有問題；在五年以后，也許在2020年之前，人民幣可以成為第三大國際貨幣。
　　
　　IMI學術委員、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在同一場合預測，到2040年時，以GDP衡量，中國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屆時整個國際貨幣體系將發生巨變，形成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的局面：以結算、交易、儲備這三大功能衡量的人民幣國際化綜合指數將達到20%，同時美元的國際化指數必然將下降到50%以下。
　　
　　與“一帶一路”相向而行
　　
　　業內人士認為，即使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度以“可自由使用貨幣標準”為由拒絕將人民幣納入SDR，也不可能延緩或阻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因為“一帶一路”戰略還將為人民幣國際化使用創造更多更好的機會，使人民幣國際化繼續保持又快又穩的發展態勢。
　　
　　他們并稱，人民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戰略存在內在一致性，必然相向而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中的資金缺口較大，而中國是整個亞洲基礎設施或“一帶一路”建設中主要出資方和組織方，勢必帶動中國資本對外投資和流出。在“一帶一路”中還將更多地使用電子商務，通過人民幣計價結算，除了政府官方金融機構和企業，亦可帶動居民認同接受人民幣。
　　
　　人大校長陳雨露預測，若中國經濟能保持7%平均增速，按當前中國進出口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的比例，預計到2015年底全球貿易中人民幣結算的份額會達到3.4%。在此基礎上，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出口的大宗原材料和能源有一半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則全球貿易中人民幣計價結算份額會提升到7.05%，這樣無疑會大大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的水平。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IMI顧問委員潘功勝亦表示，隨著“一帶一路”走出去等國家戰略的實施，更多的市場訴求將會被激發出來，人民幣國際使用的領域和范圍將會得到進一步的拓展。
　　
　　而如果人民幣未被納入SDR，也不會產生實質性的負面影響。李若谷指出，由于SDR更多的是理論上的概念，甚至是一個虛擬貨幣，而不是一個在實際中應用、交易中使用的貨幣，況且SDR目前在官方儲備份額中只有2%左右的比例。
　　
　　他表示，因此加入SDR不一定能夠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而不加入SDR這個籃子，未必能夠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相比爭取人民幣納入SDR，穩步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更為重要。王永利強調，特別是圍繞“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把中國的區域化、全球化發展，把相配套的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做好，探索出以中國為主的全球化發展思路和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路，比人民幣加入SDR更重要。
　　
　　此外，由于人民幣國際化屬于戰略層面的長期問題，通常都要抽象掉短期的波動，哪怕是類似近期中國股市這樣的短期劇烈波動。陳雨露就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不會深受這次股市震蕩的影響，因為二者分屬長期戰略和短期波動的不同層面。最近中國股市巨震實際上是對中國提升金融監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