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一個機遇，即人民幣的國際化，這也恰恰和人民幣匯率問題相關。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可能有不同的理解。通常的理解是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即通過資本項下的開放實現人民幣可兌換性的恢復，進而才有可能進行國際使用。但是，現在看來不完全是這樣，資本項下可兌換并不必然導致該貨幣的國際化使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的貨幣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兌換性，但成為國際貨幣的屈指可數。從長期來說，中國經濟在今年或明年就會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原先認為2035年，現在看來2026年，中國經濟可能就會成為世界第一。因此現在就一定要有一個相應的安排，早做準備。

　　如果從以儲備貨幣為目標的人民幣國際化角度，來設計規劃人民幣的可兌換性和人民幣的匯率安排，就要有一個主動的考慮，即以人民幣國際化目標為引領來做相應的安排，而不是被動等別人敲門。從時間表上，今年國務院批準的上海金融中心規劃中提出2020年建成與人民幣地位相適應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那么由此推算可兌換性應該在十年間完成。從現實來看，人民幣已經邁出了跨國結算的第一步，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已經展開，但是現在需要做更多更細的規劃和安排工作，這不再是簡單地考慮人民幣是否要恢復兌換性，人民幣匯率是升值還是貶值，而是以一個更高的目標來考慮步驟。比如上海的國際板，可以讓外國企業在華上市優于外國資金炒A股股票。還比如在創業板中，可以考慮是否不管投資人所在的地區和身份，只要合法持有人民幣就可以投資人民幣創業板，等等。

　　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

　　首先，人民幣國際化，對外一定得有逆差，這個逆差要么發生在貿易項下，要么發生在資本項下。如果中國在貿易項下保持逆差，中國應該是進口目的地，這樣就需要考慮如何解決出口帶動經濟發展和就業問題，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安排。如果在貿易項下不能出現逆差，就必須在資本項下出現逆差，資本必須走出去。而資本輸出也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資金和技術需求相矛盾，這邊需要統籌考慮。

　　但是如果再深入一步分析，盡管有這種風險，但是可控的。貿易項下，對東盟和臺灣已經有大量的逆差，現在是由第三國貨幣支付，以后可以用人民幣支付。資本項下的逆差主要是向非洲等地區的對外援助。人民幣的國際化可能不是一步完成全球使用，而是在某一個地區先開始，逐漸擴大使用范圍。而且國際化在不同的區域結構可能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在東盟地區是貿易上開始，然后再做資本項下的安排，而非洲地區是資本項先出去，然后在貿易上再做相應的安排。這個一定要拆開來看，而不是總體上對誰保持逆差或者順差，拆開來分別處理，不僅風險可控，而且會把問題的困難程度降低。

　　有兩個地區值得關注，一個是東盟，明年1月1日起中國和東盟開始投資貿易的自由化。第二個是上海合作組織，此次俄羅斯總理普京訪華，就提出在雙邊貿易中提高盧布和人民幣份額，即雙方使用本幣促進貿易，而且有可能安排用于重大國家項目，包括中國高速鐵路的出口，俄羅斯火箭發射技術的出口等，也可以說人民幣在某種程度上作為結算工具走出去了。這兩個國家都是在上海合作組織多邊組織框架下，其貨幣的使用，有可能擴展到第三國，即第三方使用人民幣，而不再是像過去那樣兩國之間的貨幣互換，因此就可能形成人民幣的區域化。

　　其次，要提高人民幣使用的廣度和深度，就一定要有人民幣的資本市場，換言之，如果沒有人民幣資本市場，人民幣就只能作為結算工具，交易對方收到人民幣后就會要趕快花出去。這至多是只成為媒介，流通手段，而不是價值儲備手段。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種交易過程中一定會形成人民幣的頭寸，如果沒有人民幣的資本市場，頭寸無法安排，會降低交易雙方交易人民幣的積極性。因此一定要有資本市場的安排，或者是人民幣的長頭寸或短頭寸的安排，這對中國資本市場提出了嚴峻挑戰。其中人民幣固定收益及衍生工具市場的完善和發展至關重要。固定收益衍生工具是可以起到緩沖作用的，它的建設和完善為人民幣資本項下的開放起重要的輔助作用。

　　固定收益市場是全球最大的市場，而在中國，固定收益市場是極不發達的，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債券市場的監管機構不統一，發改委批項目，人民銀行批利率，證監會批交易，難以形成統一監管。第二，銀行間市場與交易所市場是分割開的。第三，審批制。按理說債券和股票不同，股票要對小股東承擔責任，因為有可能血本無歸，對小股東負責成為監管的要求，而債券是要還本付息的，是交易雙方約定的，監管的只是交易秩序，不是價格，不需要批準。在這三個問題下，如果人民幣債券市場不能發展起來，人民幣資本項下開放，外資進來以后會沖到股本市場，造成A股市場的巨大波動。

　　發展資本市場，在人民幣國際化規劃的方向上來看，固定收益市場要比股本市場的發展更為重要。過去發展A股市場是從企業改制、國有企業建立治理結構的角度出發的，現在發展資本市場需要與人民幣恢復兌換性和真正形成統一定價的金融市場相關。而固定收益市場長期收益率曲線對宏觀的貨幣政策的有效也相關從內部政策來講，只有固定收益市場出現，才有長期收益率曲線。央行調整的是短期利率，因為看不到長期收益率，因此也無法判斷其水平的高低，從這個意義講利率的市場化也要求出現固定收益市場。因此，無論從宏觀調控的角度、人民幣兌換性恢復的角度，固定收益市場都凸顯出其重要性。

　　第三，如果人民幣要國際化，應該采取長期升值趨向，貶值貨幣是沒有人愿意持有的。但人民幣長期升值除了對國內經濟是一個挑戰，對央行政策也形成挑戰。人民幣的匯率不僅僅影響中國居民，而且影響非居民。因此中國央行不能夠再只管國內經濟，還要對全球經濟負責，這是無法推卸的責任。人民幣長期升值，在貨幣政策中也要有長遠的考慮，升多少，怎么升，這是與做全球中央銀行的責任聯系在一起的。

　　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安排

　　中國的內部結構調整與人民幣匯率緊密相關。因為即使在危機年份，中國的國際收支仍然是順差，不論是貿易項還是資本項都是順差。這意味著兩點，第一，這個順差是結構性的，中國的經濟結構還是出口導向型，第二，這個雙順差是方向性的，盡管危機年份順差會減少，但是順差的方向并沒有變化。這兩條都會反映在人民幣匯率上，如果結構不發生轉變，一定會在匯率上有一個很大的壓力，而如果釋放這個壓力的話，人民幣的升值就不是小幅了，這對人民幣來說就變成一個很現實也很急迫的問題。

　　現在有些人擔心中國不太可能短期內扭轉原來的增長模式，因此在主要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下，目標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可能還將長期持續。這種擔心是不無道理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些因素正在發生變化。比如就業問題，如果不出意外的話，2016年是中國勞動力的拐點，農村勞動力基本吸納完畢，屆時就業可能就不再是問題，至少壓力不會很大。比如說基礎設施問題，過去基礎設施是瓶頸，鐵路一票難求，因此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而過去中國資本又相對匱乏，需要引進外資。在未來幾年，中國高速公路網就將形成，鐵路將除海口、烏魯木齊和拉薩外，北京開出的列車將在8小時內到達。基礎設施如此大幅度的改善，對資金的需求也會緩解，使中國不必保持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從而出口和吸引外資必要性也在降低。

　　退一步來說，即使仍需要維持現有結構，擴大出口，也有現實的困難。第一，世界經濟復蘇緩慢，而且結構在變化，那么中國出口的市場到底有多大。第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是維持現有的出口格局，也會使國民福利減少，因為美元貶值，換得的外匯不斷損失，等于是出血出口，福利減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必須要進行調整。另外，大家都看到了美國那種資源消耗型的模式不可維繼，現在再加上全球氣候變暖，馬上要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也將提出碳關稅，到時想出口資源消耗較大的產品就比較難了，因此，也迫使我們必須，向內需向資源集約型方向轉變。

　　如果說在未來過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必要性降低，那么經濟增長的質量的提高就成為重心，其中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質量的改善又是衡量的標準，居民消費的提高因之而成為關鍵。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人們更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并構成調整經濟結構的動力。這就是過去我們是依*外需，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應對危機，經濟增長主要依*投資推動，將來的方向只能是依*消費。而消費的核心問題是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國民收入分配就成為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的重要問題，其努力的方向就是在促進居民收入上下工夫，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所以，有人建議“十二五規劃”應該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而不是GDP增長計劃。這是一個重大的思路調整。

　　盡管短期看來，中國現有結構模式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是并不構成不調整結構的理由。而且，調整結構也是有辦法，有機會的，關鍵是怎么平滑這件事，千萬不要把反危機的政策，比如出口退稅的麻藥政策當飯吃，麻藥是手術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要因為現在世界經濟好轉了，傷口不太疼了，手術就不做了。結構調整的手術仍然是當前的關鍵問題，但是，是一次性把手術全部做完，還是分步來做，是有講究的，是可以商量的。結構調整的方向是以消費為主的內需，而收入結構的調整安排又是最重要的，最急迫的。現在是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增長太快，居民收入增長比例下降。除對社保、醫療、教育增加財政開支，鼓勵企業，促進就業等政策外，更重要的是深化改革。比如，戶口問題解決不了，當然農民不敢消費，因為農民在城里掙錢，在家里蓋房子，房子沒有人住，有資產但是沒有資產性收入，他的宅基地放在那里也不能變現，等于是無效投資。因此，可以考慮將農村的宅基地和城市里的經濟適用房建立某種聯系，比如可以一平米換一平米，剩下的部分可以按揭，這樣可以把土地集約使用了，而且農民的身份也轉變了。教育上也是這樣，與其辦那么多希望小學，還不如讓孩子隨父母到城里讀書，既然是九年制義務教育，就可以發放教育券，允許持券到全國任意一所公立學校上學。支出主體還是各級財政，只是使用方式發生變化，這樣不僅提高了教育質量，也使得教育投資比較集中和節省。在這一系列的安排下，居民收入可以得到提高，居民的支出方向也會發生變化，第三產業也會逐步發展起來。

　　由上，結構轉變是一個長期性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可以逐漸促進轉變的。我們常常提到的保增長、保就業、保民生三個目標，如果要把保民生放在第一位的話，和保增長的政策安排肯定是不一樣的。可能在未來五年，保就業是第一位的目標，再往后保民生就是第一位了，但是保增長肯定不能再作為優先考慮的目標。從這個目標倒過來看，所有的政策安排就不是GDP導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