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紐約時報》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先生的專欄文章“人民幣必須與美元脫鉤”,是迄今為止指責人民幣匯率政策最胡言亂語的文章。 閱讀此文,我真的不敢相信這是出自一位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手。 先說此文的措辭惡劣。說到中國匯率政策,克氏的用語是“China’s outrageous currency policy”。要知道,outrageous一詞的英文意思,是可憎可恥的、蠻橫的粗暴的、無恥的極不道德的、不能容忍的。既然用了這樣一個定語,當然就要舉世共討之,所以克氏一上來就說“China’s bad behavior is posing a growing threa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only question now is what the world — and,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 will do about it.”(中國的不良行為對世界經濟之威脅越來越嚴重。現在唯一的問題是世界——尤其是美國——要如何對付中國)。 他對中國的謾罵和指責全部用上了最極端的詞匯。比如指責中國“By pursuing a weak-currency policy, China is siphoning some of that inadequate demand away from other nations, which is hurting growth almost everywhere”(中國通過維持弱勢匯率政策,實際上從世界其他國家竊取了本來就嚴重不足的需求,重創了全球幾乎所有地區之經濟)。要知道,siphon一詞的本來意思是“榨取民脂民膏”。 作者最后下結論說,本文的核心要點是:世界經濟依然處于危險狀態,主要經濟大國以鄰為壑的匯率政策是不能容忍的(beggar-thy-neighbor policies by major players can’t be tolerated)。 文章用詞惡劣也就罷了,以諾獎得主之尊,批評一國匯率政策,自然要邏輯嚴密、以理服人。那么克氏這樣譴責中國匯率政策的邏輯又是什么呢?概括起來可以說,該文毫無邏輯,胡言亂語。 首先,他在文中承認:中國維持穩定的匯率政策本無可厚非,尤其是考慮到中國至今還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極易遭受投機熱錢的沖擊。事實上,正是因為中國維持了穩定的匯率制度,才逃過了上世紀90年代后期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劫。 然而,克氏筆鋒一轉,說關鍵問題是中國維持目前的匯率水平不合理。理由何在呢?克氏認為:(1)即使我們承認2001年人民幣匯率水平合理,但是此后美元一路貶值,尤其是美元相對歐元持續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始終盯住美元,等于人民幣事實上相對其他主要貨幣全都大幅貶值;(2)在此期間中國生產力水平大幅提升,使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變得極其便宜。二者相加,構成今日人民幣必須升值或與美元脫鉤的“鐵的證據”。 豈有此理!既然克氏承認2001年人民幣匯率水平合理,此后美元貶值乃是美聯儲制造房地產和股市泡沫之必然后果,與人民幣匯率政策何干?依照克氏邏輯,似乎美元相對歐元貶值40%(2001年以來,美元相對主要貨幣貶值近40%),人民幣就要相對美元升值40%,如此才可以避免人民幣也相對歐元或其他貨幣貶值。 美聯儲要制造資產價格泡沫,長期維持低利率,放任美元貶值,本身已經讓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了,克氏還要人民幣名義匯率大幅度升值,哪有如此蠻橫不講理之邏輯?美元貶值不僅讓美國贏得了巨額外匯價差收益和投資收益,而且大幅刺激了美國出口。美元貶值讓美國大獲其利,為什么還要中國人加倍承受代價? 更令人驚奇的是,克氏竟然認為,是中國的貿易順差和購買美國國債或美元資產行為,制造了全球金融危機(Many economists, myself included, believe that China’s asset-buying spree helped inflate the housing bubble,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這真是駭人聽聞的批評,但卻是完全罔顧事實的“欲加之罪”。克氏的意思是,要中國為美聯儲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埋單或承擔責任。如果是一個負責任的經濟學者,怎么會有如此毫無邏輯、毫無事實依據之言論呢? 克氏說許多經濟學家都持如此論點,我不知道他心目中是哪些經濟學家,但我知道至少美國就有許多著名學者不會同意克氏的這種胡言亂語。最近拜讀美國著名經濟學者、貨幣政策準則“泰勒準則”發明人John B. Taylor的重要文章《政府干預政策和各種舉措如何制造、惡化和延長了金融危機》,該文以詳盡數據和嚴密邏輯,清晰說明了美聯儲貨幣政策乃是美元貶值、油價暴漲、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 既然克氏承認2001年以來,中國生產力快速增長,那么作為貿易理論專家,他不可能不知道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固定匯率條件下,一國生產力相對外國生產力快速增長,必然體現為該國工資收入(也包括其他要素價格)快速增長,必然體現為該國產品的世界市場份額快速上升,此時強迫該國匯率升值,等于活生生剝奪掉該國勞動力就業和收入增長的權利,剝奪掉該國產品進入世界市場的權利。 最后,克氏說中國人偷了別人的工作,這更是毫無根據。舉世皆知,全球金融危機最困難時期,中國依然維持了相當速度的進口規模,不僅如此,中國還派出龐大采購團到歐美進行大宗購買。相反,倒是美國不斷制造貿易爭端(諸如輪胎特保案、無縫鋼管案等),讓數以萬計的中國工人面臨失業困境。到底是誰偷了誰的工作? 克氏此文,先是批評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沒有公開譴責中國的匯率政策,隨即抱怨美國財政部不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是“滑天下之大稽”,最后公開叫囂要對中國采取行動(Something must be done about China’s currency)。面對如此毫無邏輯的胡言亂語,中國學者必須堅決反擊;面臨愈演愈烈的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中國政府須妥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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