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被發達國家集團宣泄為全球經濟失衡的“罪魁禍首”，年初更是由某些經濟學家挑頭，人民幣升值論的集結號再次吹響。

　　白宮發言人吉布斯4月5日稱，奧巴馬政府決定推遲發布可能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報告，這霧里看花般的手法著實讓人領悟不透。不過，人民幣顯然并沒有被“升值”的必要。

　　從1996年至2005年，人民幣在8.27CNY/USD的水平上保持了近10年的對美元單一貨幣釘住，這樣長的固定匯率制度持續期，除了貨幣局與美元化等制度性安排的經濟體外，是任何經濟體都不曾做到的。從危機應對的角度，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人民幣選擇釘住單一貨幣美元而不是一籃子貨幣，原因來自幾個方面：首先，是因為保持對國際儲備貨幣釘住能更有效地維持市場信心；其次，我國當時主要保救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貨幣局制度中，儲備貨幣為美元，釘住美元與目標相關性大；再次，選擇釘住一籃子貨幣的話在籃子比重選取上以及貨幣種類的選取雖然能給貨幣當局已定的靈活度，但確不利于政策的透明度與可信度，而這兩者在危急時期是市場最關心的；最后，我國外匯市場上交易的主要外幣幣種為美元，釘住美元與我國外匯市場交易結構要求相符。

　　在對外貿易方面，危機時期固定的匯率水平令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受到較大打擊。所以1997~1999年3年間，雖然我國經濟總量增長比較迅速，但進出口總額的增長比率卻不高，進出口差額直到2000年都一直維持小幅下降的趨勢。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我國的對外依存度迅速提高，進口額與出口額都同步迅速增長，同時，貿易差額也逐步擴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對外貿易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所占地位越來越重要。有意思的是，在這段時期后半段雖然我國進出口總量迅速增加，對外依存度也逐步提高，但是直到2004年匯率改革之前，進出口貿易差額一直很穩定，保持適度順差的狀態。

　　2005年7月21日，國務院發文：“為了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標志著人民幣匯率終于結束了近十年的釘住美元的制度，重歸管理浮動制。我國正式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目前美國主張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在于，美國已難于吸引足夠的外資來彌補經常項目逆差，由于歐元在過去幾年中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很大，再讓歐元吸收美元貶值的壓力余地已經不大，何況英國陷入泡沫經濟，德法經濟正在衰退的邊緣徘徊。而加拿大元吸收美元貶值的可能性亦不大，因為畢竟加拿大和美國經濟周期高度同步，并且是美國工業原料的重要進口地。關于墨西哥比索，近幾十年來的比索危機及與之相關的金融動蕩已經使美國“于情于理”都不可能讓它充當美元貶值的發動機。那么剩余的只有兩種貨幣：日元和人民幣。而人民幣作為釋放美元泡沫的載體而被迫升值的壓力較之日元要大得多。畢竟日元名義上已經是浮動匯率制度，而且又經歷過一次大的妥協——“廣場協議”，并為此付出了經濟長期衰退的慘重代價，何況那些年日元對美元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升值。相反，國際收支“雙順差”狀況不斷擴大、一枝獨秀高增長的中國就首當其沖地成了美國“攻擊”的目標。

　　詳細說，由于中國經濟對外依存的程度較高，對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引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緩解就業壓力兩大不可撼動的支柱。從國內宏觀經濟層面來看，“外匯占款”帶來流動性過剩壓力；并且，中央銀行的沖銷操作空間有限，維持固定匯率制度的壓力影響了其調控國內物價水平的主要貨幣政策目標。

　　在全球金融危機后，考慮到對外貿易恢復性增長和預防投機性資本沖擊的需要，以及過去應對危機時產生的路徑依賴，人民幣在可以預期的一段較長時期內會繼續實行單一貨幣釘住制，水平在6.80CNY/USD左右，顯然人民幣暫時無“被升值”的必要。

　　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人民幣匯率都將是以實際貿易導向來定價的，在人民幣真正走向自由兌換之前，其對美元匯率水平不應當有過大幅度的波動。因此在國際資本流動日益頻繁以及規模越來越大的背景下，我們雖然尊重市場力量對匯率水平形成的影響，但本質上仍然對國際游資保持著極高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