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治理的主要內容，貨幣歷來是大國博弈的主要領域。
　　
　　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跌宕起伏，清楚地揭示了這一博弈背后冰冷的國家利益。為重建戰后貨幣秩序，英國提出著名的“凱恩斯方案”，美國則以“懷特方案”相抗衡。二者關鍵性差異就在于是否讓貨幣與黃金掛鉤。盡管從理論上說，前者較后者更優，但因美國當時在經濟上的絕對優勢，且掌控著全球黃金的2/3，以“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為要津的“懷特方案”成為首選。然而到了1974年，鑒于這一體系弊大于利，美國毫不猶豫地棄之如敝屣。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存廢，各種力量都在不斷施加自己的影響。其中，以歐元問世最令人矚目。歷經50年漫長歷程，歐元終于在1999年正式啟動。對此，評價最精辟者，當推法國前總統希拉克一針見血的論斷——“實施歐元，是歐洲在沒有動用槍炮的情況下實現的一次巨大變革，其首要目的在于不受別人擺布。”
　　
　　今天，國際貨幣制度進入了真正的“戰國時代”。以儲備貨幣多元化為基本趨向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過程，已成不可逆轉之勢，大國間的貨幣博弈開始轉向匯率制度和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上。
　　
　　匯率常被美國拿在手中，作為攻擊并迫使他國政策調整的武器，這就是所謂的“貨幣國策”，即“通過操控貨幣環境來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比如，1988年開始，美國財政部每年提交兩次報告，主觀判斷貿易伙伴是否操縱匯率，并提出相應的反制措施，最初是德國、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近些年中國也成了主要被責對象。
　　
　　而目前宏觀層面的國際協調，依然是恃強凌弱的又一渠道。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底開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續開談判，向世界傳達一個信號：發達經濟體作為一個集體，已經不滿于目前的運行規則，為了強化全球治理主導權，他們正結成新的“神圣同盟”，力圖樹立新規。
　　
　　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治理博弈已經全面展開。對此，中國應當盡快確立自己的“貨幣國策”——堅定不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全面又循序漸進地推動人民幣在國際交易中計價、交易中介、支付清算、價值貯存、風險管理以及避險的功能。總之，讓人民幣穩步走向世界，并最終成為國際主要貨幣，是我們應對這場貨幣戰爭的唯一出路。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中國必須改變行之已久的貿易格局，努力對更多國家形成順差，使其愿意接受人民幣作為支付手段乃至儲備手段。這不僅要求我們推進跨境結算、發展離岸市場、簽署更多貨幣互換協議，更重要的，在于健全國內的貨幣金融體系。比如，匯率要逐步彈性化，金融市場要有深度與廣度，上海自貿區要逐漸發揮離岸中心功能……簡言之，國際化看似“向外”，關鍵“向內”，就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