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12月2日)早上美國參議院通過的共和黨稅收法案反映了共和黨在降低企業稅率至20%上近乎癡迷。而這很可能會吸引大量的外國投資。
　　
　　如果說美國*賣油復蘇經濟，將成為下一個沙特阿拉伯的話，那么減稅將推動美國成為下一個愛爾蘭，并且是更大規模的愛爾蘭。但大前提是，投資增加帶來的經濟利益能抵消許多美國人的直接稅收增長。
　　
　　本質上來說，發明的是一種新的供給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的供給經濟學理論把主要焦點放在個人以及降低勞動收入和資本收益的稅率上。削減稅率帶來的工作機會增加以及投資增長將調動個體的力量。而當今的觀點則認為，調動的真正力量來自企業協會。假設稅法最終得以通過，這一理論將面臨重大測試。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為之，特朗普政府的稅收法案和貿易政策被視為具有相似的潛在哲學觀點，這一點確實引人注目。特朗普上臺后簽署的第一份總統令就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盡管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支持TPP，但美國反對TPP不得不讓人思考其中緣由。這應該無關乎貿易，因為TPP不會嚴重影響美國人的關稅稅率（不包括向日本出口牛肉）。相反，TPP會把跨國公司的投資吸引到越南，馬來西亞和其他新興經濟體。這樣對美國的投資可能就少了。
　　
　　再看看特朗普政府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態度。美國似乎不會拋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進程恐難速決，不確定性還會上升。關稅率可能不會升高，但墨西哥作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避風港”地位將越來越受到質疑。這可能會把部分投資推到美國。
　　
　　美國政策背后的核心主題是提振對美投資，而非鼓勵出口。實際上，正如我們從國際貿易經濟學中所知道的那樣，賬戶平衡意味著，投資增加與貿易赤字擴大是聯系在一起的。而這是與特朗普競選承諾背道而馳的。
　　
　　特朗普政府在與中國貿易時很快也可能有諸多不滿。但從長遠來看，更重要的決定是中國應該在美國經濟中投資多少，這其中包括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等敏感領域。
　　
　　美國投資增長率幾十年來一直處于低迷或下滑的狀態，人們有時稱之為“投資干旱”。增加投資可能有助于聚集人才，以推動創新，工資增長以及最終稅收的增加。隨著亞洲儲蓄過剩因人口結構變化而消失，吸引外資的斗爭可能會更加激烈，這就需要采取更為激進的措施。
　　
　　也就是說，共和黨的這些政策并不是吸引投資的最佳途徑。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以及放松美國主要經濟區域(如舊金山灣區)的建筑管制，可能會對投資產生最大的促進作用，但這些政策計劃卻沒有被攤開來說。此外，一個健康和蓬勃發展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要比“步履蹣跚”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帶給美國更多的投資。雖然削減企業稅率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但需輔以一個保證財政可持續性的良好計劃。
　　
　　最重要的是，戰后計劃建立的以美國為首的互利全球貿易秩序將使大多數國家受益，而美國反過來也得到優惠。特朗普政府現在已經偏離這個計劃了。
　　
　　但現在的情況是，不管特朗普本人是否掌握了新政策的各方各面，經濟政策革命還是當下的形勢。即使有損他國的利益，特朗普政府也希望美國成為投資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