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原歐洲研究所所長裘元倫研究員在《中國評論》月刊1月號發表專文《歐洲經濟困境對中國的十大影響》，作者認為：“歐洲至今大約已經持續了三五年的經濟困境，對中國有十大影響，其中正面、積極的與負面、消極的各占一半。”。文章內容如下：
　　
　　負面、消極的影響
　　
　　第一，歐洲經濟困境，加強了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并拉低了全球的經濟增長和就業。考慮到2011年歐盟國內生產總值達16.27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1.3%（此比率受匯率變動影響較大）；歐元區官方黃金儲備達11931噸，占世界官方黃金儲備的40%;歐洲國家2009年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存量達99831億美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世界上還存在著第二個“經濟歐洲”。因此，這種消極影響尤其嚴重。這對于“對外依存度”很高的中國經濟來說，是一個不利的外部因素。、
　　
　　第二，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已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對于如何真正落實2003年公布的中歐“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中的“戰略”二字，至今雙方都還沒有做出令人注目的“大手筆”。中歐關系的實際主要內容依然是經貿關系，例如中德關系基本上是相互“做生意”，包括貿易、投資、科技合作等。歐洲經濟困境不利于中國對歐出口，也不利于歐洲資本來華投資。
　　
　　第三，世界對歐元信心的搖擺，不利于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分散化、風險最小化、收益最大化，也未必有助于人民幣國際化。其實，中國既不愿擁有過多的美元資產，也不愿擁有巨額的歐元資產。但是，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英鎊行嗎？瑞士法郎行嗎？日元行嗎？中國自己的人民幣，雖然其影響在不斷擴大，但至今仍是不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因此，目前只能主要繼續擁有美元與歐元資產。美元的霸權力依然不宜小視，對歐元的存續力也沒有理由悲觀。
　　
　　第四，歐洲經濟困境，不利于世界多極化進程，而中國愿意看到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但是世人和國人也不宜因歐洲目前的經濟困境而過于貶低歐洲這一“極”。人們這幾年看到的現實是，歐洲在國際治理方案、國際組織活動規范、國際規則制定、國際倡議提出、國際問題解決、國際援助提供等諸多領域一直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起著令人不可忽視的作用，給人以一種獨特的、有點奇怪的感覺，似乎歐洲目前的困境對此并無太大影響，歐洲人“照干不誤”。歐洲的有些作用、影響，有時連美國都不及。
　　
　　第五，歐洲經濟困境，可能會使歐洲人與中國人的關系變得更加敏感復雜。歐洲人對“經濟中國”與“政治中國”的崛起都很敏感（但其“敏感”程度有時似乎又不及美國？），一部分歐洲人對此有些擔心；而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則有一些人已把歐洲看成是“沒落的貴族”、“歐洲在全面衰落”、“依然傲慢的‘窮’富人”、“歐元區與歐盟定將瓦解崩潰”等等。歐中雙方媒體各自都對對方發出不少貶損性的負面信息。這些都對增進中歐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與理解不利。
　　
　　筆者為祖國最近30年、尤其是21世紀頭十幾年所取得的偉大輝煌成就而自豪，而且深信今后十年內中國一定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時，也對歐洲一直抱著批判的和謹慎樂觀的態度。因為歐洲今天依然走在時代前列。最近500年的人類文明發展史，總的說來，歐洲一直是先行者。但是“先行者”決不等于是“永遠的成功者”，正因為是先行者，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往往更會不時地伴隨著挫折和失敗，然后從中吸取教訓，繼續前行。這就是目前歐洲的處境。歐洲的社會福利制度和以“歐盟”形式表現出來的新型國家關系，就是兩個典型的案例。
　　
　　正面、積極的方面
　　
　　第一，歐洲經濟困境，使西方制度的影響力、吸引力、說服力都進一步下降。許多西方人自己也都承認這一點。這是中國所樂見的。同時，眾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下述一些重要問題，是有清醒的認識的：
　　
　　一是把后起的新興國家追趕乃至超越老牌大國，看成是一個自然的、正常的歷史發展進程，以前就已有過德國追趕英國、日本領先中國、美國超越歐洲的先例；而今，這一進程正在加速，因為后起者可以方便地利用人類文明進步的大量成果，加上有的后起自己也具有相當的創新能力。
　　
　　二是對由這一進程引起的世界格局變動程度有恰當的認識，認為西方（包括美、歐、日）力量的確在明顯下降，但這是相對的，迄今為止的世界暫時依然還是西方占著主導地位。不過，它正經歷著復雜變化。
　　
　　三是對于“模式”問題，世界上重要國家很少有領導人貿然下結論。筆者不是“模式”問題行家，但卻有自己的判斷標準，認為區別“模式”的核心問題是“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在美國，在這對關系中，比較明顯傾向于“資本”，所以叫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在歐洲，大多數人追求“資本”與“勞動”二者之間達成某種相對平衡，所以叫社會市場經濟“模式”；至于“社會主義模式”，至少從理論上說，理應比較傾向于“勞動”，倘若果真如此，將對未來世界發生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
　　
　　第二，歐洲經濟困境，加上美國也存在許多困難，使“經濟中國”的份量更加加重，被公認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之一；使“政治中國”的影響力更加加大。一部分西方人自己也認為，力量對比正在變得日益不利于西方，其根本原因在于經濟：中國GDP連年高速增長，而西方卻停滯不前。而且這種局面也許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顯然有利于中國。
　　
　　第三，歐洲經濟困境，使歐洲不少公司資產貶值，有利于中國擴大對歐投資。除了資源，中國最感興趣的是技術與市場，當然還有品牌、商標和專利權以及“影響”等。通過收購歐洲有價值的公司企業，有助于加快做到這一點。當然，中國對歐投資迅速增長對歐洲也是有益的。
　　
　　第四，對于歐洲乃至西方經濟困境，中國人明白，西方終將從危機中走出來，從現在算起，快則兩三年，慢則四五年。甚至不能排除目前人們最不敢想像的一種可能性：在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世界經濟危機、歐洲債務危機以及歐洲一體化危機洗禮之后的歐盟及其歐元區，將日漸以嶄新的強者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這些預期，有助于促進中國的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調整，加緊提高自己的國際競爭力，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新的、更激烈的競爭，包括貿易摩擦和糾紛。
　　
　　第五，歐洲經濟困境，讓中國從中吸取了許多教訓，等于是“免費”給中國上了一課。例如，社會福利要量力而行，財政收支應量入為出，貨幣金融應加強監管，必須勇于推進必要的改革，善于尋找經濟合理性與政治可行性之間的平衡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