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打算上調利率，油價大跌，一個亞洲新興國家推動本幣貶值。對于新興市場來說，目前的情況與1997年時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當時，泰銖貶值觸發了一場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席卷了亞洲，最終還蔓延到俄羅斯和拉美。而眼下，人民幣貶值引發了匯市、股市和債市的拋售潮。
　　
　　好消息是，自1997年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眼下，貨幣下跌并不是一個危機醞釀信號，而是一個受歡迎的減震器。壞消息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以及隨之而來的大宗商品價格大跌暴露了新興經濟體長期忽視的結構性弱點。
　　
　　對新興市場來說，美聯儲顯而易見的緊縮決心喚起了令人不悅的記憶。在1981-1982年、1994年以及1997-1998年，圍繞美國加息的擔憂給之前借入美元的政府和企業帶來了壓力，促使危機爆發。
　　
　　1997年時，許多新興市場貨幣匯率與美元掛鉤。這種釘住美元的匯率制穩定了這些國家的通脹，為投資者和出口商提供了確定性。但這也促使政府、銀行和企業大舉借入美元，因為美元借款比本幣借款低廉，而外國投資者借出了以本幣計價的貸款。
　　
　　但貿易逆差擴大導致盯住美元的政策難以為繼。為了降低拋盤壓力，各國央行動用了規模有限的外匯儲備捍衛本國貨幣的匯率。這些央行最終不得不讓自己的貨幣貶值，第一個這樣做的是泰國，隨后菲律賓、馬拉西亞、韓國、印尼、俄羅斯和巴西也紛紛采取了這樣的行動。
　　
　　貨幣大幅貶值導致美元計價債務帶來的負擔加重。為了限制拋盤壓力，許多央行上調了利率。韓國和泰國的短期利率都被上調了一倍左右，超過了20%。
　　
　　如今，多數新興經濟體都實施浮動匯率制，而不是固定匯率制，這樣的外匯制度可以降低歐美經濟衰退以及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帶來的不利影響。這些國家的央行仍在擔心通貨膨脹的問題，但由于物價仍在以較低的個位數百分比上漲，多數央行目前并沒有加息。印尼、韓國和泰國今年采取了降息行動。巴西仍受到通脹問題困擾并采取了加息行動，但加息幅度遠低于1998年至1999年時的水平。
　　
　　與此同時，和上世紀90年代末相比，新興市場銀行的運營和監管更加保守。銀行的資本狀況更好，同時更多依賴存款，而非大型投資者（通常是大型海外投資者）所提供貸款的獲得資金。
　　
　　中國則是上述趨勢中非常顯眼的一個例外。中國一直在實施固定匯率制，兩周前引導人民幣貶值的做法和1997年的做法一樣，當時美國利率上升促使投資者拋售人民幣，中國央行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捍衛人民幣匯率。
　　
　　不過雖然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貶值是無序、激烈且被迫的，但是中國對于跨境資本流動的管控，及其充裕的3.7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意味著，中國基本上不受投機壓力的影響，從而可以嚴格控制人民幣的跌勢，并擁有降息的自由度。
　　
　　新興市場近幾年確實利用美國利率低企的機會來大舉借入美元資金。隨著美元的升值，償還這些債務的難度也相應增加。不過由于這些借款主要是長期債券，而非短期貸款，因此還款困難只會逐步顯現。
　　
　　中國銀行業是另一個潛在的問題。這些銀行不良貸款占資產的比例幾乎肯定是官方公布的1.5%水平的好幾倍。
　　
　　當存款人和放款人擔心不良貸款將拖垮銀行從而紛紛抽走資金時，系統性的銀行危機就會出現。為阻止市場恐慌，政府將不得不對銀行施以援手，或將其國有化。
　　
　　然而中國的商業銀行不太可能發生上述情況，因為多數銀行已經是國有銀行，不會被允許破產。BNY Mellon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考克斯（Simon Cox）稱，中國銀行業已先行國有化了。
　　
　　亞洲金融危機時，資本外流、利息高企再加上銀行體系的崩潰，全面打擊了東亞的各個經濟體。1998年，韓國經濟萎縮5%，泰國萎縮11%，印尼萎縮13%。相比之下，根據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悲觀預期，即便中國真的“硬著陸”，也意味著該國在未來數年里的年均增長速度仍能達到4%。
　　
　　因此，新興經濟體并沒有徘徊在金融危機的懸崖邊緣。不過，許多國家仍然面臨著更加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
　　
　　上一個十年，為許多人所稱賞的經濟增長率其實高度依賴于中國及其大宗商品需求。根據IHS的數據，對中國的出口占據了印尼、巴西、南非GDP的2%左右。而且，由于中國的巨大需求支撐了大宗商品價格，因此無論大宗商品被出口到哪個國家，售價都可以較高。
　　
　　隨著中國熱潮漸漸退去，擺在經濟增長面前的棘手障礙也暴露了出來：俄羅斯沒能跳出油氣圈子的桎梏實現多樣化，巴西、印尼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不充分，東亞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南非教育普及率遠遠不夠。縱觀新興各國，腐敗問題、政府過度干預問題都嚴重挫傷了公眾信心和私營企業。
　　
　　長期來看，這些問題都比中國經濟的放緩更加重要，也更難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