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但在升值的路徑和時點選擇上主要應以中國自身情況為參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中期至今人民幣匯率回到了事實上的釘住美元制。隨著中國經濟有可能率先走出衰退，人民幣升值之聲再次響起，在西方世界，由于美國的經濟復蘇不確定性很強，歐元區還依然在債務危機中蹣跚不前，急于轉嫁風險，或讓中國在復蘇的道路上等一等，要求人民幣新一輪升值的呼聲多了起來。

 　　我認為，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但在升值的路徑和時點選擇上主要應以中國自身情況為參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并適當考慮外圍經濟體的反應。

　　首先，給全世界一個明確的信號，人民幣在未來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將會處于一個緩慢的上升通道之中。長的時間范圍來看，升值無須置疑，我們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新興經濟體中，無疑是主要的“帶頭大哥”，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果支撐我們的貨幣走強。經濟發展給貨幣升值以強力支撐，這是給世人一個明確的預期，但這個道路是漫長的，甚至或是曲折的。

　　其次，政策上的推進要合理，循序漸進的小步緩慢推進是一個合理的路徑選擇。另外一個極端的選擇，正如《金融時報》載文說，如果人民幣升值40%，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是日本經濟規模的兩倍，是美國經濟規模的一半。這也許是人類史上最牛的泡沫了，要當心這種捧殺。

　　另外，這次危機給世界各國帶來深重災難，歐元區依然還在泥濘中痛苦前行，給中國帶來的教訓也是深刻的，中國雖然是貿易大國，但又是一個典型的貨幣小國，危機來臨，美歐借助其儲備貨幣的霸主地位，競相轉移其危機損失。記得OPEC歷次面臨美元貶值，其石油美元儲備大幅縮水時，都會動用原油價格的武器來保護自己，通過石油漲價迫使美國政府保持美元的穩定。我們用什么來保護自己呢？我們提出的非主權貨幣的構想實際連自己都不敢相信它的可行性。

　　人民幣國際化也許是免被征收美元鑄幣稅的唯一選擇。但一國主權貨幣要走向國際化是各種綜合因素的結果：國家的綜合實力、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本國的政治軍事穩定等。單從貨幣職能上講，必須使該幣在國際范圍內行使三種職能：計價單位、交易媒介、價值儲備；對應的國際貨幣形式由低到高依次是：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

　　2008年底以來，中國內地與韓、港、白俄、印尼等國家和地區簽訂總值6700億人民幣互換協議，2009年7月6日，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2009年9月28日，中央政府在港發行60億人民幣的國債。這一系列的舉措實際都是在履行結算和投資貨幣的嘗試，在結算和投資的間隙，人民幣短期履行了儲備貨幣的職能。

　　要使人民幣在將來成為儲備貨幣，必須對持有者有吸引力，不但要有穩定的預期，甚至還要有升值的預期，境外居民自愿主動持有就是最大成功。所以在各信用儲備貨幣長期貶值趨勢之下，人民幣的緩慢升值或能形成強烈的對比。信用貨幣所代表的財富不被侵蝕也許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最大難題。中國要利用人民幣升值的現實和預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同時，盡快培育海外人民幣回流的資本市場，要讓國門之外持有者不但感到持有人民幣穩定放心，還要讓他們有投資增值的渠道，做到儲備放心，投資順心。

　　短期內要頂住升值的壓力，要把人民幣國際化放在國家戰略的首列，不要抓了芝麻丟了西瓜，無論美國的政府出面也好，還是國會施壓也好，抑或是這次的新面孔，相關學者的說教也好，我們要保持理性、認清主線，讓叫囂者成為我們的義務宣傳員。

　　現期內，要保持國家經濟政策平穩和經濟發展的平穩，審慎選擇政策工具，同時保持高度克制，耐心與相關經濟體溝通，“廣場協議”產生的前提是日美產品的高度雷同，而現階段中美貿易是嚴格意義的互補貿易，是雙贏的行為。一方面，這些低端產品，即使美國不從中國進口，也會從其他新興經濟體進口；另一方面，即使中國的凈出口降下來，中國的經濟也會保持高增長，特別是在全面啟動內需之后，2009年中國經濟總量的構成來源就能說明問題。

　　頂住壓力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人民幣的升值要選擇正確的時點和適度的量值，因為我們的經濟發展也會面臨一些不確定性，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磨合，以及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都會影響經濟的平穩走強，所以人民幣走出國門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好鋼用在刀刃上，讓人民幣升值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助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