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日早FT報道，曾經有一段時間，雅加達郊外的小乞丐們會不要美元要日元。同一時間，印度尼西亞的潛在消費者會避開日本進口商品，因為它們實在太貴。如果一國之繁榮依賴于向外國市場出售商品，那么強勢貨幣就是詛咒。
　　
　　上周中國施展出競爭性貶值的法術，成為又一個反抗這一詛咒的國家。北京方面調整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計算方法，引發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人民幣單日匯率最大波動。一些分析師表示，其他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可能會被迫跟風，或許會導致一連串針鋒相對的貶值行動。
　　
　　然而在這場小型匯率沖突中，中國其實是后來者。2005年以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固定的。自從放松與美元掛鉤后，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25%。（人民幣對貿易加權一籃子貨幣升幅更大，對日元升值了大約50%。）就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微博])也不再認為人民幣低估。
　　
　　與此同時，較大發達經濟體的央行[微博]將利率維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并增印貨幣大量購買金融資產，這一做法即所謂的量化寬松。對于那些希望本國貨幣貶值、出口上升的政府來說，該政策已成為他們的首選工具。
　　
　　日本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其出口尚未恢復到危機前的巔峰期。日本經歷了三年的日元大幅升值，直到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于2013年4月出臺了自己的量化寬松計劃，才扭轉這一趨勢。此后日元兌美元匯率已下跌33%。雖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的“三支箭”引起廣泛議論，但他的經濟政策中只有這一箭產生了有信服力的效果。
　　
　　當貿易蓬勃發展，經濟產出增長強勁之時，這類非常舉動不會造成多大傷害。但當全球經濟疲軟時，這些行為則帶有掠奪性和危險性。一國出口之增長，是以犧牲其他國家換來的。
　　
　　美國財政部對日本非同尋常的貨幣寬松計劃少有微詞（對美聯儲(Fed)的貨幣寬松也是），卻常常在提交給國會的半年度報告中，嚴厲譴責中國“操縱”匯率。這是一個奇怪的立場。
　　
　　一方面，許多美國人都得益于中國的出口激增，雖然這明顯加大了制造業工人的生存難度。消費者可以用手上的美元購買更多商品，而貸款者可以獲得利息更低的融資，因為中國將大量貿易順差用來購買美國國債。
　　
　　但美國財政部這一指控最奇怪的地方，是中國實際上一直維持了人民幣的強勁，展現出政府對于貨幣的控制，卻沒有收獲多少信譽度。
　　
　　誠然，中國政府的動機并非是完全沒有私心的。全球其他國家可能認為中國是廉價玩具和低端電子產品制造國，但人民幣升值迫使中國制造商進軍高端市場。中國越來越多地自己制造資本品，而不是從德國或日本進口。它在從船舶到智能手機等所有領域挑戰三星[微博](Samsung)以及其他韓國制造商。單單一家總部位于深圳的中國公司——大疆創新公司(DJI)，現在就占據70%的全球小型無人機市場份額。
　　
　　中國的增長計劃曾經包括大舉投資于固定資產并投入大量廉價勞動力運營它們，向全球其他國家出口制造業產品。現在這種情況已經改變。如今中國政府希望經濟更加依賴高附加值制造業，并轉向國內消費和服務支出。這有賴于勞動者收入增加且有更多收入可供支出。它不可能*壓低中國商品在外國市場上的價格來實現。
　　
　　當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貶值的時候，它往往是被迫的。在18個月前20國集團(G20)悉尼會議之后，人民幣在美國的憤怒聲討之下貶值約2%。然而在當時，許多對沖基金通過借入廉價日元并買入人民幣計價的企業債券等資產來獲利；中國人指出，人民幣有必要“按照市場原則”雙向交易。
　　
　　中國央行上周的舉動——也是以市場語言表述的——不太可能是人民幣大幅貶值的開始。許多中國公司在海外有美元貸款，人民幣貶值只會加重它們的債務負擔。而且中國有關部門不希望看到資本外流大幅增加。
　　
　　但如果事實證明這種觀點有些樂觀，隨后發生了匯率戰，歷史應該記錄的是，中國不是第一個開火的。